2005年国际形势变化明显加快、加深、加剧，更趋复杂。全球化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负面效应进一步显现。多极化进程不断深化，国际秩序调整加速，主导权之争趋于激烈。国际安全环境变化显著，非传统安全日益突出。国际形势总体对中国有利，但不利因素也在增加。

　　一、大国关系出现新变局，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进一步增大
　　（一）美国战略调整导致大国关系的新变化。美国的战略总目标并未改变，依旧是维持世界霸权与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建立“单极”格局，变的是美国的战略任务、战略手段、战略重心与同盟体系。在战略任务上，从反恐优先转变为反恐防扩散与防范大国两者并重；在战略手段上，从一味强调武力转变为软硬兼施，对外积极推行“民主改造”；在战略重心上，从欧洲至上转为亚洲优先，重点关注“大中东”与亚太；在同盟体系上，从传统的美欧大西洋伙伴关系与北约至上转变为更加重视双边安全合作，尤其是大力加强美日、美印战略关系。
　　（二）美日相互借重、同盟关系更深。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被“大中东”与反恐战严重牵制，在亚太安全乃至全球战略上急需借助日本“分担责任”，使日成为“远东的英吉利”。日本也想借机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治与军事大国。美国积极鼓励日本军事大国化，促其进一步增加军费，一再独挺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日本坚持错误历史观不予追究；美日不断强化双边军事同盟，两军一体化程度日渐加深，美国还将于2008年将其核动力航母长驻日本。美日同盟深化的一大主要任务便是防范中国崛起与延缓中国统一，美日在今年2月份举行了两国外长与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议，并首次将“台海和平”列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美日还在修订防卫合作指针，并与台湾当局开展了所谓的“三边安全合作”。
　　（三）美俄互信减少、对抗增加。美国对俄罗斯推行“防范”加“弱化”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对东欧、高加索与中亚大肆渗透扩张，不断挤压俄战略空间。美国一方面利用非政府组织与经济援助在独联体地区大搞“民主改造”，导演“颜色革命”，另一方面还不时对俄罗斯内政横加指责。面对美国的压制政策，普京总统以复兴俄罗斯的“强俄”战略予以回敬，在独联体及中亚与美国展开角逐，力图维护俄自身传统利益，致使美俄矛盾有所激化。
　　（四）中美互信增多，美对华战略趋于务实。作为21世纪极重要而又极复杂的一对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仍然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对华战略防范力度不减，中美关系前景仍有不确定性。美国对中国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地区与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深感不安，唯恐中国挑战其“一超”独霸地位。美国防部7月份出台《中国军力报告》，重弹“中国威胁论”；美国全面防堵西方先进武器与技术对华出口；美国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民间交流加深也表示不安，惟恐中国大陆取得两岸关系主导权，并继续提升美台安全合作；美国强化美日同盟，极力拉拢印度，欲以美日印“三边合作”制约中国崛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稳步发展、互利合作不断加深。8月1日中美两国举行了首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增加了相互了解。9月上旬中国向遭受飓风袭击的美国提供了及时援助。9月13日，胡锦涛主席与美国布什总统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晤，美方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表示理解。9月21日，美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重要演说，指出“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作为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中美关系基础正在发生的变化：“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时，双方共同反对的东西决定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们有机会让双方都赞成的东西来决定我们的关系。” 10月中旬，以对华强硬著称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并取得成效，实现了中美两军高层交往的正常化。11月中旬,美国总统布什访华,中美互信进一步增加。
　　简言之，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其原有的“接触+遏制”两手战略逐渐被新的“融合+防范”两手战略所取代。美国一方面意图将中国进一步融合到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中，并且成为其中负责任的大国；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崛起严加防范，力图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中美之间多极与单极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价值观分歧也决定了两国关系仍然存在不少变数。
　　（五）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向纵深挺进。中俄从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目标出发，彼此积极致力于各自国家的复兴与崛起，彼此互为战略依托。7月上旬中俄两国先后发表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与《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明确指出，“两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广泛支持。” 中俄已建立了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共同应对新挑战与新威胁。8月18日，中俄两军还首次成功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演，两国军事合作还将进一步扩大。中俄经济与能源合作正在不断深化，两国在联合国改革、上海合作组织等问题上也存在广泛共识。
　　（六）中日关系持续震荡。以小泉为首的自民党在9月11日大选获胜后，日本修宪进程进一步加快，日本政治的右倾保守化与外交的强硬化将更加突出，致使中日关系更难改观。
　　（七）“多强”群雄并起，多极化进程有所加快。《宪法》虽然受挫，但一体化进程已难以逆转，而美欧虽有合作，但也存在单极与多极的结构性矛盾；俄罗斯普京政府积极致力于俄复兴大业，敢于对美“说不”；日本表面上只不过是要做“正常国家”，实际上处心积虑争当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印度崛起势头明显，在大国关系中左右逢源；“四国集团”挑战安理会“五常体制”，“争常”心切；中国经济增长、政治影响不断增加，大国外交多管齐下，战略回旋余地进一步增大。“一超多强”格局虽然总体未变，但“多强”数目增多、内部排序有变、整体力量明显增强，美国“一超”的能量在弱化，“一超”对“多强”的借助与利用在增加。

　　二、国际秩序主导权斗争激烈，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更加凸显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之年，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与国际秩序主导权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政府主持正义，敢于负责，表现突出。
　　（一）安理会“五常”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四国集团”“争常”暂时受挫。由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组成的“四国集团”，自视实力雄厚，急欲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四国集团”将今年联合国改革视为良机，并把联合国改革狭隘化为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拉帮结派，在国际上人为制造对抗与分化，日本更是大搞“权钱交易”。“四国集团”的霸道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抵制。由巴基斯坦、韩国、意大利、加拿大、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等国组成的“团结谋共识”阵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改革方案，同样谋求“增常”的非洲联盟也与“四国集团”在否决权等问题上谈不拢。最终迫使“四国集团”放弃了在第59届联大期间表决其“增常”提案。
　　（二）《成果文件》的通过反映了国际秩序与规则面临重大调整。9月16日，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了《成果文件》。《成果文件》重申了“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强调在第60届联大期间制定《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初步确立起“保护的责任”制度，即安理会将对未尽“保护责任”的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决定成立“建设和平委员会”与“人权理事会”等新机构。《成果文件》的最终通过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反映了双方不同的利益与价值观，也表明21世纪国际秩序将在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与联合国机构上发生重大变革。一方面，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如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上得以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机制与集体安全体系得到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仍将长期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政治压力。
（三）中国的作用更加突出。就在“四国集团”咄咄逼人“争常”的紧要关头，中国政府于6月7日率先发布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对“四国集团”的错误做法进行了有力牵制，对确保联合国改革的健康进行起到了促进作用；在9月14—16日联合国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就发展、安全、安理会改革与国际秩序等充分阐明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然而，“四国集团”虽暂时失利，但日本却没有吸取教训，　调整其“争常”策略。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安全形势颇为严峻
　　（一）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传统安全仍为大国关注焦点。美国2005财年的国防开支为4220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207亿美元，2006财年更高达4450亿美元，几乎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日本今年国防开支为46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印度今年约1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69%。对此，德国某智库评论指出，“全球范围内提高军费的新一轮竞赛已全面展开”。
　　（二）反恐“越反越恐”，核扩散难以完全遏制。今年下半年，国际恐怖组织在短暂蛰伏之后重又猖獗起来。7月7日，英国伦敦发生连环爆炸；10月1日，印尼巴厘岛再次发生爆炸；10月29日，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连发生3起炸弹爆炸；11月9日，约旦首都安曼多家酒店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包括3名中国公民在内的多人死亡；此外，伊拉克、巴勒斯坦、以色列早已是恐怖袭击重灾区，巴基斯坦、泰国与菲律宾等也不时发生恐怖爆炸，美国政府频繁拉响恐怖袭击警报等等。凡此种种表明，尽管“9·11”已过去4年，但“基地”组织业已重整旗鼓，国际恐怖势力正不断网络化、 本地化与全球化，国际反恐斗争也已呈现复杂化、长期化与扩大化的特点，而一味迷信武力、治标不治本的美式反恐只能是“越反越恐”。此外，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核材料走私日益猖獗，国际恐怖组织图谋获取核技术等，说明国际防扩散形势同样严峻。
　　（三）重大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世界多灾多难。2004年末印度洋大海啸造成近20万人死亡，8月底至今，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频频光顾的大西洋飓风面前也有点显得弱不禁风，仅“卡特里娜”飓风就导致美国1209人死亡，灾区重建费用更是高达1500亿美元；10月上旬发生的南亚大地震，巴基斯坦死亡人数现已接近8万。今年频繁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不仅造成有关国家重大人员与财产损失，而且给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危害，甚至还有可能诱发政局动荡。
　　（四）全球传染性疾病防控形势空前严峻。禽流感是今年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禽鸟自由迁徙超越国界、波及范围甚广，致使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无一幸免。禽流感不仅给各国相关产业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其中的高致病性H5N1型病毒能从禽类向人类传播，如其再与人类新型流感病毒相结合，极可能导致全球性流感大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国际油价高位徘徊，资源与能源争夺呈白热化。今年国际油价每桶曾长期处于60—70美元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今年全年油价将比去年上涨40%左右。确保海外能源供应的稳定可靠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关键。

　　四、热点地区形势缓中见紧，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趋于复杂
　　（一）朝核问题进入攻坚阶段，东北亚安全环境不容乐观。9月19日，经中国方面全力斡旋，朝核问题第四轮六方会谈通过了《共同声明》，为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指明了方向。11月9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举行，通过了逐步落实《共同声明》的《主席声明》。随着时间的拖延，美朝之间将围绕实质性要害问题展开艰难的讨价还价，中国居中斡旋的难度将不断增加。此外，美日军事同盟深化使得东北亚安全环境更加复杂。美日在防范中国崛起与延缓中国统一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双方已明确表示将介入台海事务，并为此加快调整军事部署，整合指挥体系，而日台实质关系也有明显发展，致使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面临新的挑战。
　　（二）美国借非政府组织等对中亚实施“民主改造”，危及中亚稳定与地区安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一面以追剿阿富汗塔利班与“基地”组织残余势力为由，继续维持中亚驻军，一面通过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加大对中亚国家的全面渗透，推行“民主改造”，企图通过“颜色革命”来实现中亚国家的政权更迭，在当地扶持亲美势力，从而将该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的长期大力经营在今年3月份有了“收获”，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该国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此后，美国又对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施加政治压力，以图产生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美国的“民主改造”是对中亚各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其一手导演的“颜色革命”不仅严重危害中亚各国主权，威胁各国合法政权，而且容易让当地的恐怖组织与宗教极端势力浑水摸鱼、趁机坐大，故而引起了有关国家的高度警觉与强烈抵制。为维护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与中亚稳定，上海合作组织于今年7月5日发表《元首会议共同宣言》，明确指出：“鉴于阿富汗反恐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告一段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有必要确定临时使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上述基础设施及在这些国家驻军的最后期限。”中亚国家的普遍反弹迫使美国调整策略，以便保住其军事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