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如果从1975年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算起，迄今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这期间，双方关系除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西方借口北京风波对中国实行“全面制裁”而一度跌入低谷之外，总体上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过，不同时期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尽相同。

历史的回顾

　　1975年5月6日，中国决定承认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出于牵制苏联扩张、促进中欧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考虑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时期，推动中欧关系顺利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联合制苏，西欧和中国在抗衡苏联军事威胁和全球扩张方面有共同利益；二是西欧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被中国的巨大市场和良好的投资场所所吸引。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引进西欧的产品、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双方互有需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西欧对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抱有幻想，以为可以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也为此作了努力。
　　1989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中欧之间围绕人权、法制、民主和西藏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时西欧国家对中国实行“以压促变”方针。根本原因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上向西方趋同，使中国在西方战略考虑中的价值和重要性骤然下降。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与苏联东欧的变化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西方所不喜欢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西方有些人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一样，已经“腐朽”并被人民“唾弃”，西方只要给予狠狠一击，中国这个“泥足巨人”也会倒下来。但中国没有朝着他们幻想或希望的方向发展。中国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不但顶住了压力，站稳了脚跟，而且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过大约三年的较量，西欧国家的领导层看到，中国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经济高速增长，内部安定团结，民族凝聚力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面对现实，他们从自身利益考虑，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逐步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盟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1994年提出了《走向亚洲新战略》，把中国放在这一战略的中心位置，当年年底取消了除军售禁令以外的所有对华“制裁”措施。从1995年到2003年，欧盟先后发表了五个对华政策文件，不断提升对华关系：1995年指出，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机遇和挑战，鼓励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进程符合欧洲利益，为此要全面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1996年强调欧盟对华关系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8年决定把对华关系提升到与欧美、欧俄、欧日关系的同等重要水平，建议与中国建立领导人定期会晤制度，并决定不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或联署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2001年再次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主张同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并提出了70多条加强对华合作的措施；2003年指出中欧关系已步入“新型成熟期”，发展“稳定、持久、互利、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双方的重要目标，建议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年底欧盟第一份安全战略文件亦把中国列为欧盟安全战略的重要伙伴。
　　欧盟方面的上述举措，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时提出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面向21世纪，努力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互补，促进共同繁荣；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同年，中国与欧盟达成政治对话协议，并逐步建立起了多渠道、多层次的磋商机制，成为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事务以及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协调立场、解决分歧的重要途径。1998年，朱镕基总理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商定建立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迄今已举行了八次，对推动和充实中欧全面伙伴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例如2003年中欧第六次领导人会晤不仅就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而且就一系列领域的合作签署了重要协议或确定了方向，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协议是：具有战略敏感性的伽利略卫星导航合作协议、对经济合作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工业合作协议以及对增进民众相互了解具有深远意义的旅游目的地国备忘录。2003年10月，中国第一次发表《对欧盟政策文件》，昭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规划了今后5年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展合作的领域，并提出了相关的措施，表明了中国对欧盟作为一支重要力量的高度重视。
　　10多年来，欧盟对华政策的演变和中欧关系的发展表明：（1）欧盟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同中国发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符合欧盟的利益。（2）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一个动力，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给欧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又给中欧合作不断注入活力，这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欧洲国家来说具有生存意义。（3）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不可或缺。（4）面对美国谋求单极独霸、推行单边主义、无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权威的行径，中欧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共同点增多，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以及构建平衡、多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欧盟也有借重中国的需要。

关系现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03年中欧领导人会晤对中欧关系做了新的定位，即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基于对各自根本利益的战略估量，而做出的抉择。这种关系应建立在一个共同认知的基础上，即不要求双方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相同，但相互利益需求应有一致性或包容性。双方应奉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原则。目前中欧关系十分活跃并富有成果，双方领导人都把当前的中欧关系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从双方合作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是符合实际的，但不应理解为中欧关系中已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满足于现状。
　　概括中欧关系的积极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提高。以2004年为例，中方有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两位副总理访问了16个欧盟国家和欧盟总部，欧方有9个国家和欧盟机构的领导人访华。双方领导人还通过热线电话和信函保持沟通并在多边场合接触。高层领导之间如此密切的来往，是历史上空前、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它对增进了解、推动合作、扩大影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各种级别的对话和磋商机制不断完善。除多边的接触外，双边的有中欧领导人会晤、外长、副外长和地区及专业司长级等7个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政治磋商。其中，中欧领导人会晤已举行了8次，人权对话20次，司法研讨会13次，打击非法移民的磋商6次。这些对话和磋商机制的作用，在于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沟通，指明发展合作的方向，协调各自的利益和关系，增信释疑、减少摩擦、缓解冲突、防止对抗或因一时一事而影响关系大局，是中欧关系趋于成熟的表现。
　　第三，贸易大幅度增长，经济合作势头强劲。2004年和2005年，扩大后的欧盟超过美、日而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还是中国第一大技术供应方和第四大实际投资方。截至2005年6月底，欧盟在华投资企业达21125家，合同金额809.5亿美元，实际投入448.5亿美元。经贸合作始终是中欧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动力。
　　第四，交流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水平日益提高。除政治、经济层面外，中欧合作已涵盖科技、文教、交通、旅游、环保等40多个领域，且既有双边又有多边，既有官方也有民间。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质量大有提升，比如中国作为惟一非欧盟国参与“伽力略计划”合作，并在和平利用核能和国际核聚变试验反应堆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上同欧洲开展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一个新的亮点。（2）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重视，互办文化年和互设文化中心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教育领域的高层对话亦已启动，欧盟出资在华建立10个“欧洲研究中心”，中国留欧学生已超过16万人。（3）中国同欧盟国家签署的旅游目的地国协议，大大促进了民间交往和相互了解，将进一步增强中欧关系的民间基础。

发展前景

　　中欧关系的快速、全面发展，有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亦是国际形势变化所使然。
　　首先，中欧在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在香港、澳门通过和平谈判回归祖国以后，中欧之间已不再存在历史遗留的争议问题。欧盟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对中国强大起来疑虑较少，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欧洲更多是“机遇”。而中国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看待欧盟的扩大和深化，认为欧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一个积极因素。双方都愿意看到对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并谋求进行合作。双方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近或并行不悖的观点，都主张要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单边主义和穷兵黩武，都致力于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国际争端，都希望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双方都把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和贩毒以及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视为共同面临的挑战，愿意开展合作。
　　第二，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的领域广阔，潜力巨大。欧盟国家拥有发达的工农业、先进的科技水平、雄厚的资金，在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以及经营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引进或借鉴的。而中国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日益扩大的市场，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以及进一步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战略为高度发达的欧洲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入世后按照通行的规则完善市场经济、改善外商投资和经营环境，使中国作为市场和投资场所更具吸引力。
　　第三，中国和欧洲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艺术，相互借鉴和补益的资源极其丰富，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大有可为。历史上，中欧文明曾有过相互影响、借鉴乃至融合的时期，在今天政治关系良好、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文化艺术交流正日益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望，也有着坚实的政治和物质基础。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在充分看到中欧关系的积极面和历史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其另一面，即双方之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经济上的利益矛盾和来自外部的干扰因素。
　　首先，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各异以及发展水平和各自处境的差别，中欧之间在人权、法制、民主等问题上存在歧见。欧洲人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优越感，或者叫做“欧洲中心主义”气质，总喜欢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而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他们常常对中国进行说三道四或施加压力，亦从未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把中国“融入”他们所理解的国际社会的和平演变企图。同时，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仍较片面和消极，“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不时交替出现，对公众和决策者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各国虽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但有的国家过去曾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现在一些政客同台湾仍有往来，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持保留乃至反对态度；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对西藏推翻农奴制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示不理解，对流亡国外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表示同情；对中国在反对邪教“法轮功”和恐怖主义组织“东突”问题上的关切持敷衍态度。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和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欧盟同中国的贸易摩擦呈上升趋势，各种保护主义壁垒增多。欧盟迄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长期以来，欧方一直把中国视为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对中国可能成为其商品的竞争者缺乏心理准备。继不久前发生的纺织品争执之后，今后在其他一些行业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欧盟国家指责中国“夺走”欧洲就业岗位、保护知识产权不力、人民币升值不到位等声音可能增强，在关键领域对中国技术转让的开放度可能缩小。
　　第三，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尽管一些欧盟核心成员国为增强自身地位和牵制美国单边主义有时需要借重中国，但欧洲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在安全与高新技术特别是军工领域仍有求于美国，因而在同美国角逐中妥协性较大，甚至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美国为了保持和扩展其一超地位，竭力防范、遏制和削弱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国家集团，视中国和欧盟为两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不愿意看到中欧携手合作。加之欧盟内部在对美态度上很不一致，美国可以利用欧盟内部的亲美势力干扰中欧在敏感领域的合作。美国以高压手段阻扰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令即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第四，欧盟作为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其决策机制不同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在重大问题上每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这给中欧合作带来某些困难和复杂性。扩大后的欧盟内部利益更趋多元化，德法“轴心”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带动所有成员国，这意味着重大问题须大国小国一致赞同才能通过。有时候欧盟也利用这种不对称的机制应付我国，在其关切的问题上以欧盟集体名义对中国施压，甚至只是部分欧盟成员国的诉求也成为欧盟的共同政策，而对中国的关切则往往以内部意见不一致来拖延问题的解决。
　　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和障碍，中欧之间共同点还是大于分歧，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可望保持，甚至可能继续发展。为了进一步落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须做更大的努力。中方要进一步深入把握欧盟的特性，对中欧关系作正确的定位，并且有针对性地做工作。既要肯定欧盟在当今形势下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推进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调动大国关系良性互动，扩大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从而维护并延长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要清醒地看到欧盟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以及受制于美国的局限性。观察分析中欧关系，要联系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欧盟方面来说，重要的是要从全球战略高度并以长远的眼光审视对华关系，深刻认识到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大意义，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不断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对于双方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应当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谈判求得妥善解决。这样，中欧合作将会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并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