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要性和演化趋势考虑，2006年的全球政治与安全事态中，有三大现象值得讨论：一是超级大国美国的持续受挫，二是“新两极对抗”的若隐若现，三是全球范围核扩散危险的不断加剧。它们均具有全球性的后果，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首先当然是美国的持续受挫。自五年前发生911事件之后，在布什主义的导向下，美国始终处在某种暴躁、焦虑和不安全的状态。面对当初美国《新闻周刊》的发问：“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们？”，至今很多美国人仍未想明白。布什在纪念“911”五周年集会上的说法：“今天的美国比五年前更加安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嘲弄。各种迹象表明，无论国际范围还是美国本土，攻击或威胁这个超级大国的势力(及其人数)，最近的这些年不断增多；美国变得更不安全了。
举几个近期的例子：
虽然“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主要代理人扎卡维在6月初被美军炸死，本拉登、扎瓦赫里、奥马尔等人作为伊斯兰反美势力的主要精神领袖，却保持着神秘的、潜伏的攻击状态，构成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持续威胁。
2006年夏天英国军情部门发现和紧急处置的在英美航线上策划制造多起飞机爆炸的“惊天大阴谋”，这也是继伦敦地铁系列爆炸案之后英国近年来遭受的最严重威胁。
阿富汗和伊拉克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暴力袭击和教派冲突，美国军队陷入泥潭难于自拔，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到今年底，美军在这两地战事中阵亡的人数总和，可能超过“911事件”死难者的数目。
美国情报界的一份名为《全球恐怖主义趋势对美国的影响》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了全球范围新一轮极端主义浪潮的兴起，使西方面临的恐怖威胁更为严重。这与布什反复宣扬的伊拉克战争对取得反恐战争胜利的论调截然相反。报告指出，伊拉克战争已被极端组织用来作为招兵买马的借口，而目前全球范围内恐怖分子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及其盟友消灭恐怖分子的速度。它彻底击破了布什关于美国“更安全”的说法。
与上一点相关，从近期国际形势中，不难捕捉后冷战时代一种重大的国际安全动向，即在美国(及其盟友)和主要是伊斯兰世界的强硬反美势力之间，正在形成日益明显和严重的对抗势头。它与冷战时期美国为一边、苏联为另一边的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抗格局，既有类似之处、又有很大区别。由于缺乏更好的概括方式，这里姑且把它称为“新两极对抗”。
先列举2006年发生的典型事例：
传统热点中东地区，继续充当“麻烦集散地”的角色。年初，巴勒斯坦举行了自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以来的第二次立法委选举。这也是阿拉法特去世、阿巴斯接任以来的首次议会选举。出乎多数国际观察家意料的是，被美国列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黑名单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一举拿下132个席位中的76席，赢得了组阁的权力。这也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后果：它向全世界宣布的封杀对象，竟然在民主选举中大获全胜。2006年，围绕哈马斯展开的一系列打压与反打压、制裁与反制裁、定点追杀与反定点追杀的斗争，以及反美反以势力的不断壮大，构成这一地区战争与和平“交响乐”的重要旋律；
2006年中东矛盾的激化，还表现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冲突上。这场战争牵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也使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及其庇护者美国的积怨加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展开声势浩大的抗议和声援活动。以色列与原本不睦的邻国之间的关系又添新疤，美国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遭到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在国际反恐战争中的重要盟友之一巴基斯坦，近一时期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麻烦连连，巴国内部对政府支持美国反恐方针的质疑日益加深。英国人指责巴基斯坦的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对英国本土的年轻穆斯林加以洗脑式的训练，培植出新的颠覆势力，从而导致伦敦地铁爆炸案和炸毁英美航班的未遂事件；阿富汗领导人批评巴基斯坦“剿匪”不力，让塔利班势力和本拉登在巴国北部山区一带休养生息、导致阿富汗政局难以稳定；美国要求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力度。这一切最终造成了穆沙拉夫将军利用九月出席联大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回击对巴基斯坦的指控，批评美国政府及其西方盟友。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伊拉克正在经历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血腥的时期，针对外来占领军的攻击活动没有减少，国内教派对立和仇杀行动也愈加可怕。布什政府一心想把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树为中东和阿拉伯地区“民主化”改造进程的“样板”，然而事与愿违，严酷的现实不仅让伊拉克人民受尽苦难，也使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全球反战浪潮达到新的阶段。
伊朗在2006年成为反美“合奏”的主唱，内贾德总统则是最让白宫头痛的挑战者。面对欧美及联合国的压力，伊朗的核浓缩计划在这一年反而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外交和国际场合，伊朗与世界各国有类似利益的国家(如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相互沟通，广泛游说和争取各国的理解与同情。不难想象，一个拥有核能力甚至核武器、坚持反美、反以强硬立场的伊朗，可能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之一。
从全局观察，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所经常提及的“伊斯兰弧”，即从北非、到中东、西亚、直至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这片居住大批穆斯林国家的区带，“911”以来的这些年，由于美国的反恐扩大化和高压政策，原有的一些矛盾被激化，反美势力迅速滋生蔓延，宗教极端主义大行其道，整个区域温度升高、恐怖活动此起彼伏，各国国内社会政治局面愈加不稳，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变得更加漫长艰难，总体看来它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热点群。
现在可以概括一下所谓“新两极对抗”的基本特征了。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911”之后日益明显的全球性对抗，主要发生在对“伊斯兰弧”这一战略要津和文化宗教敏感地带的主导权争夺上，对抗的一边是超级大国美国，另一边是伊斯兰的一些强硬势力。冲突的实质，站在布什的角度，是“捍卫西方文明”、消除“伊斯兰法西斯”；而站在其对立者一边，则是抗拒美国的霸权和“捍卫伊斯兰人民的权利”。双方都采取了不妥协的姿态，恰似对立的两个极。从客观的立场观察，这两极都很难代表它们所声称代表的多数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的立场要比它们温和得多。但据我看，肯定会有一场长期的较量，对今天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国际关系将产生深刻影响。
基于上述情形，产生了笔者的第三个判断，这就是：由于“后911危机”的深化，更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矛盾性，现有的不稳定的核不扩散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它同样能够从近一时期尤其是2006年的重大事态里找到证据：
美国充当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领头羊”，对于潜在的核扩散趋势难辞其咎。美国现有的年度军费开支，占了全球总的军费开支的将近一半(48%)；仅在2006年的国防开支中，美军就把近700亿美元用于新的军事技术及其手段的开发、试验和评估。这里面，既有与核武器直接有关的内容(如临界核试验、微型化试验和“更干净”的核武等)，也有间接帮助核武器实现更大威慑力的部分(新型导弹、激光武器、太空武器等)。山姆大叔“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姿态，激怒越来越多的对立情绪。伊朗和朝鲜就是典型的事例。
与此同时，美国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多重标准，也大大刺激了其潜在对手的核野心。依我看，第一重标准是用于美国自身，以及像英国这样的大国铁杆盟友，即不断更新和改进现有核武器，竭力发展令对手无法防范和回击的打击手段，丝毫不管有什么国际约束。第二重标准用于以色列和印度这样的战略盟友，拥有开发核武器的多数权利和好处。第三重标准是对准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所谓“无赖政权”、“邪恶轴心”以及“基地”之类组织，即严格禁止这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拥有核武器，严查相关的核开发活动，一旦违禁便最大限度地予以惩罚。在很多国家眼里，现有的核安排与规则没有公正和合理可言。
现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越来越多的中等强国和地区，寻求包括核武器或核开发能力在内的各种自我保护手段。2006年5月6日，巴西科技部长宣布，巴国已建成浓缩铀中心，从而成为自主拥有核技术的国家。实际上，类似巴西这样的地区大国强国还有不少。
技术的进步和资金的充裕，无形中加快了各国核开发的步伐，使核武器的扩散变得更加简易。苏联的解体和前苏东地区混乱局面使这片曾经储存了世界上最多核材料、拥有大量核科学家的地区，如今也是核扩散危局的源头之一。
国际原子能机构控制能力有限，核制度规定漏洞不少，对核扩散势头难以防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虽然规定了签约国的义务，但签署和退出却是自愿的，这无形中让那些有核野心的国家很容易利用它；技术上讲，虽然条约规定不准将民用核转向军用方向，但没法把握这中间的尺度，尤其是，条约没有对霸权国家可能的“违法乱纪”制订任何有约束力的条款，事实上给美国等滥用解释权留下巨大的空间。
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到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非地区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点或重燃战火，或现有的矛盾加深。2006年，泰国经历了最近十五年的第一次军人政变，引起对这个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缺乏稳定性的担心。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今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不仅向公海区域发射导弹，而且进行了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中国与日本之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海洋边界划分问题所形成的僵局始终难解；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除索马里军阀之间似乎永无止息的混战、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骚乱、尼日利亚等国部族武装之间的零星交战之外，多数国家相对稳定，卢旺达和利比里亚等国还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公审民族罪犯的法律程序。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却乏善可陈。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2005年年底，在澳大利亚著名旅游胜地克罗纳拉海滩，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与当地的白人青年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无独有偶，2006年3-4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在一向平静安宁的北欧，2006年也出现了由于个别报刊编辑拒绝就刊登亵渎伊斯兰教真主形象的漫画向穆斯林世界道歉、引发阿拉伯世界民众示威抗议和烧毁欧洲国家在当地办事处的冲突事件。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新两极”对抗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
世界经济特别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受到国际政治和安全局势的强烈干扰。在国际能源领域，近一时期正在酝酿深刻的变化：俄罗斯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之外最重要的产油国和输出国，加快了争夺在这一领域的主导权的进程；“欧佩克”也在考虑30多年来的首次扩大，以抗拒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挑战；中国、印度、日本等缺乏能源的重要国家，面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考虑建立某种形式的能源消费国协调机制；委内瑞拉、伊朗等富油国越来越多地考虑用“石油武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西方的批评。而国际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明显不是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原因，不是成本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改变，而是政治斗争和安全考虑等等因素造成的结果；伊朗核危机的每个回合，委内瑞拉总统对美国每次发出的挑战信号，总是带来西方市场上直至全球范围内油价的波动。国际贸易制度方面在2006年遭遇了重大挫折：7月下旬，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部长级谈判再次破裂，是继西雅图回合、坎昆回合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失败。对于位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未能获得更多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失望和沮丧是难免的；更大的输家也许是世贸组织本身，这个以推动国际间更有力、更合理的贸易进程为己任的机构，现在却不得不面对日益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
2006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我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了间谍事件，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脑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它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事实上，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份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驱动者”(NEW DRIVER)之一，近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获得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尽管这一年印度国内国外仍有不少麻烦，但上升的势头是不容置疑的。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恢复迅速。原因之一是这个能源产销大国喜遇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猛涨的时期，外汇收入连年大幅增加；另一个原因是普京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惩治了叶利钦时代坐大的经济和媒体寡头，在加强国内政治稳定方面奏效显著，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之相对稳定的政治和舆论环境。巴西相对“金砖四国”其它三国稍有逊色，但近些年来的增长势头不慢，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如果加上中国在全球发展与和平事业中日益增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西方、非欧美、非发达世界的这“金砖四国”的稳步崛起，具有较强的冲击力。
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中求增长的良好态势，其国际影响大幅增加。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上年度的10.5%；中国的出口总额在2006年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出口贸易国；中国的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已经进入世界前四行列；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万亿美元，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公民出国人数在2005年底达到3100万人，属于增长幅度最快的群体。然而，实事求是分析，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迄今为止更多是以“量”而非“质”取胜，水准并不高：目前中国人均产值才1700多美元，全球排名相当靠后；中国大宗出口和占据世界大头的产品，多半处在全球产品结构链的中低端，科技含量有限、附加值不高；尤其严重的是，中国大进大出的很多东西，属于发达国家逐渐淘汰的产品或行业，它们的特点是能耗大、污染重、产值低、劳动密集型。正因如此，中国既是世界经济发展增量部分最闪亮的拉动力量，也是带来周边国家和某些经济体新的抱怨、担心及指责的主要来源之一。继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之后，最近一段时期又冒出了“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和“中国模式威胁论”的各种说法，其势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同时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也在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不仅对自己的海外利益更加重视，如护侨撤侨，而且更加注重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积极倡导“和谐世界”理念、文教部门开始重视在国外建孔子学院和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旅游部门和新闻媒体对国人外出中的不良行为给予更多教育和批评。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消除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绝非易事，中国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形象看上去“可畏”而不“可亲”，中国的“软实力”也远没有得到如国人所期待的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仍面临深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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