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支正在上升的力量，确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主导方针，对国际秩序的发展变化确实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对此表示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在确定外交政策主导方针时，首要的动机还不是为了塑造国际秩序。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党和国家为特定时期提出的中心任务。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实行改革和对外实行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高举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旗帜，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个目标，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
       第二是历史的烙印。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近代历史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深刻教训。这就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必然导致落后。而落后就会挨打，因此，必须紧紧跟踪世界各国进步的步伐、汲取人类一切先进的对中国有用的经验，借以发展壮大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平等地位；而在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亦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不能欺侮别人。正如邓小平1974年在特别联大会议上宣告，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决不搞霸权主义。二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必须要妥善处理。这包括边界、领土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中日关系问题。
       第三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确定了外交任务以后，还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国际风云的变幻，与时俱进地确定具体的方针政策。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确定了同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方针，这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后来在苏联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的情况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大国主义进行了坚定的斗争，而与西欧乃至美国的关系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和发展。
       第四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个国家拥有多大的综合国力，对其外交能量具有决定性影响。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随着经济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国际地位和作用逐步提高，开始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和建设性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中国的GDP、军事实力和科技水平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欧盟和日本，如果以人均水平衡量则名次排在很多国家之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和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依然有限。目前国际上出现的关于“中国迅速崛起”，即将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实在是言过其实。当然，实力和作用的有限并不妨碍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主持正义，而如果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立场是坚定、有力和明确的。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提出的中心任务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外交上提出或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指导方针。了解这些理念和指导方针，对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基于我们对世界多极化与全球化在曲折中深入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的分析，我们认为，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的追求已汇合成时代潮流。 这是因为：
       一、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加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各类安全问题的跨国性、相关性和突发性日益增强，一国的安全与地区和全球安全紧密相联，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解决各国共同的安全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也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只有通过全球性的合作，才能逐步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才能帮助各国抓住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三、信息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使国与国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各种文明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取长补短、加强沟通、对话与合作，才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为人类共同的进步作出贡献，而不是导致“文明冲突”。
       其次，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认定，只有世界和平得到维护，共同发展得到推进的国际环境和历史进程，才是我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这是一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道路，一条勇于参与和平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道路，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道路。
       概括地说，中围政府把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旗帜，为国内建设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贡献，确定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宗旨和主导思想。
本着上述宗旨和主导思想，近年来中国在外交实践中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主张，主要是：
       （一）积极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中国主张推进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以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多边机制的核心和实现多边主义的重要舞台，联合国应进行必要、合理的放革，尤其要最大限度地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关切。
       （二）认真实践以平等互利为核心的新发展观。我们主张各国在追求发展的进程中应努力实砚互利共赢，鼓励彼此开放而不是相互封锁，公平竞争而不是损人利己，优势互补而不是以邻为壑。应建立开放、公平的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反对动辄采取单方面制裁和报复措施。
       （三）推动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各国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通过互利合作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应坚持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求稳定。支持开展安全对话和建立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加强和深化多边安全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单边主义和动辄以武力相威胁。
       （四）主张形成以尊重多样性为特点的新文明观。中国认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产，应努力予以维护。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各国应在平等基础上，在“文明对话”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应当说，中国政府的上述主张有深厚的中国特色，但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普遍要求。中国不仅提出上述主张，而且身体力行，特别是在促边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作出了公认的贡献。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政策，积极参与和支持亚洲区域合作，以实际行动推动与亚洲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亚洲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本着互谅互让、公平合理的原则，通过磋商与谈判，与俄罗斯等国全面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印度签署了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与菲律宾、越南在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至于中国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更是尽人皆知。
       综上所述，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不宜过高估计，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针、外交理念和实际行动，将以渐进的方式，对塑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