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欧关系的发展遇到了挑战。其一，经贸关系进入了“问题多发期”，各种摩擦此起彼伏。其二，相互的认识正在经历一个“政治敏感期”。欧盟似乎在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崛起对其带来的影响，一些人将中国视为可怕的全球化的代表和“竞争者”。而欧盟宪法危机、扩大受阻以及不少国家存在的各种经济、社会以及移民等问题则引起中国对未来欧盟发展的担忧。其三，双方均对三年前提出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某种失望情绪。欧盟在对华军售解禁以及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的拖延政策令中方不满，而中国对非洲政策在欧洲引起较大争议。欧洲国家普遍认为中国不附加条件地与非洲“有问题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打乱了西方对非政策 。作者认为，目前中欧关系已进入关键时期。中欧加强深化各方面合作的程度既是双方关系的必然结果，也符合冷战后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双方应抓住目前谈判签署新的合作协定的机会，明确战略伙伴关系的涵义，积极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定义“战略伙伴关系”

       目前关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涵义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颇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中欧使用该政治术语意在展示“一种外交上的良好姿态”，并不具有真正的“战略”含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领导人在2003年提出来的。但双方并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具体涵义提出共同的解释。鉴于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新挑战但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日益增加的新形势，有必要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涵义进行充分的讨论。
       中欧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既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简单地作为友好的外交姿态，而主要是从战略高度来强调双方合作的重要性。欧盟之所以希望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最主要是它认识到了中国发展对欧盟和世界的重大意义。对欧盟来说，今后五年没有比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合作更重要的战略问题了。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总的来说是欧盟应对中国崛起而做出的主动战略选择，或者说欧盟将战略伙伴关系是作为其对华政策的新工具来设计的。其目标一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影响中国，避免中国的崛起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损害（在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的习惯用语是“帮助中国更充分地融人国际体系”），二是拉中国一道进行“全球治理”。欧盟坚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安全和繁荣有赖于卓有成效的多边体制。这也是冷战结束后欧盟与美国最大的一个战略分歧点。
       中国过去一直将欧盟视为经济和贸易集团。促使中国开始调整这一看法的首先是冷战结束不久欧盟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将实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确立为欧盟奋斗的三大目标之一。进入21世纪，欧盟的发展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中国对欧盟的认识也可以说完成了一次“重新发现”的过程。欧盟日益被视为既是一支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也是一支正在崛起的政治或战略力量。对欧盟的新认识也逐渐体现在中国对欧盟的政策上。温总理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解释，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对与欧盟合作的高度重视。他指出，“所谓‘战略’，是指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 。无疑，中国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也具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全球稳定平衡的战略考虑。
       中欧对于相互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和意图决定了其与传统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同。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贸易战略伙伴+全球负责任伙伴。这一新型战略关系针对的目标不是共同的敌人，而是共同的全球性挑战，并且从战略高度不断为双方的全面合作提供强大的动力。此外，欧盟本身的特点以及性质还决定了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还具有多层面（包括中国与欧盟机构及成员国两个层面）、多方式（既包括双边，也包括多边）等特性。最后，值得强调的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更多地还是双方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一个过程。
       中欧决定谈判签署一个超越经贸、内容广泛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PCA），以取代1985年双方签署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是中欧关系的一大进步，也是双方致力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步骤。在通常情况下，新协定将包括政治、合作及贸易等三大支柱。目前，中欧关系已经进入务实、有效解决问题的阶段，新协定应努力适应这一新形势，努力使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把握欧洲的特殊性

       欧洲联盟是国际上独一无二的行为体或角色。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其性质特殊。由于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实现了部分主权的让渡和共享，并具有了一定的联邦特质或超国家元素，因此欧盟已不是一般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但另一方面，它也远非具备完全国家形态的实体。总之，迄今在国际舞台上还没有第二个与欧盟性质相同的行为体。欧盟性质的独特性是由于其一体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在欧盟三大支柱中，第一支柱即统一大市场和货币联盟方面，欧盟具有超国家性质，在整个决策以及政策的实施过程当中，欧盟委员会等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决策采取特定多数表决方式。“成员国一旦将权力让渡给欧盟，即使是部分让渡，其他国家也不能越过布鲁塞尔直接与成员国政府打交道。”但第二支柱即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欧盟仍以成员国政府间合作的方式进行，前提是每一项决定都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因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个成员国的政府手中。而第三支柱即司法与内务方面，则既有超国家合作，也有政府间合作。
       在有关欧盟决策方面，还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欧盟的许多政策很难在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分清谁是原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十分普遍。其二，尽管在第一支柱领域已取消了一票否决制，但在现实的政策制定中欧盟一直寻求协调一致，极力避免在明知有国家反对的情况下强行表决。为了达成一致，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通常进行某种交易，通过给予一国在B领域的好处来换取其在A领域的支持。  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报道英国为了换取意大利对其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欧盟规定的48小时的“例外权”的支持，一度准备支持意大利提出的对中国皮鞋征收高额税收的决定，便是最新一例。
       欧盟内部情况有别，从而出现“多个欧洲”，这是欧洲特殊性的另一个表现。如2005年在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重新设限问题上南欧和北欧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在中国纺织品以及皮鞋问题上出现了支持“自由贸易”和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个欧洲。这种分歧同样反映在是否对中国皮鞋征收反倾销问题上。2006年3月欧盟成员国就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投票表决时，主张自由贸易的北欧9国提出反对意见，但由于反对票数未能过半，反倾销决定最终得以通过。在10月初该临时决定到期之前，欧盟内部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由于分歧太大，一度未能就是否维系这一决定达成一致。但最终瑞典等国家的意见在部长理事会上未能占据上风，欧盟遂决定今后5年将分别对中国和越南的皮鞋产品征收165%和10%的所谓惩罚性关税。
       南、北欧国家之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区别主要是由于它们国内经济总体形势等引起的。近年来南欧国家科技创新投资不足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敌中国企业，便要求筑起保护大墙将中国产品拒之门外。而北欧国家在上个世纪后十年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力度，发展知识经济，与中国产品不在同一产业链上竞争，因而将中国的发展视为机遇。
       在欧盟对外政策上，除南北欧有差异外，西欧和新入盟的中东欧亦即新老欧洲对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如，多数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互信程度低，不希望看到中俄走得太近。随着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欧盟，欧盟将扩大到27国。目前与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国家还有克罗地亚和土耳其。此外欧盟还已向西巴尔干国家做出了接纳其入盟的承诺。欧盟成员国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内部差异性的进一步增大。

解决武器禁售问题需要外交技巧

       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应该回避问题。相反，务实、积极解决问题是发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之举。如果前几年或所谓“蜜月期”是绘制蓝图确立目标阶段，现在的中欧关系应是勇于面对和解决问题、实现雄心壮志的阶段。从目前来看，欧盟维持对华武器出口禁令是中欧关系深入发展的主要政治障碍。
       欧盟禁止对华出售武器，既是一个军事决定，也是一个政治决定。 但在2000年中国首次正式提出解禁要求、2004年欧盟基本上同意在2005年6月解除这一禁令时，双方虽也有一些军事方面的考虑 ，但主要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的。中方认为，禁止军售反映了欧盟对中国的“政治歧视”。而欧方之所以准备解禁则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决定与中欧关系现状不相符。同时，欧盟意识到不能将它与中国的关系同它与其他几个禁售国家如缅甸、津巴布韦相提并论。显然，这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美国的态度对于欧盟的最终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盟改变解禁决定，并不是因为它接受或同意了美国对于解禁及其后果的分析，而是因为欧盟不愿在伊拉克战争后因解禁而冒与美国关系再度恶化的危险。应该看到欧盟内部确有将解禁与人权问题挂钩的主张 ，但所谓“民意”并不是根本性因素。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待整个解禁问题的，因而它担心中国将从欧洲购买大量武器，进而引起东亚地区军事失衡或引起台海危机升级。日本的立场与美国相同，因而双方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向欧盟施压。
       欧洲希望提升与中国的关系是事实，但它力图保持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也是事实。尽管欧洲公众反美情绪至今仍十分激烈 ，但欧洲官方整体对美国的态度在伊拉克战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将欧洲对美新态度概括为：“他们认为最好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希望能以此影响美国，即便这是幻想也罢。”所谓新大西洋主义的最好表述是：“欧洲不应将自己理解为平衡美国的力量，而应理解为美国的伙伴”。这一点被德国大联合政府明确写入其组阁协议中。鉴于欧洲国家政府对欧美关系的这一新认识，不能够期待在美国态度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盟会做出取消对华军售禁令的决定。
       中欧今后应讨论双方如何共同来影响和改变美国的态度，并可考虑举行中美欧三方会谈。欧美在武器解禁问题产生争执后，加强了相互对华政策的协调。但中美欧三方会谈可能更有利于减少误解，消除美国对中欧战略合作的猜忌和疑虑。此外，出台新的武器出口“行为规则”也是欧盟说服美国相信解禁为政治决定而非军事决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症结

       除军售问题外，中国对欧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即推动欧盟承认中国的全面市场经济地位。
       欧盟坚持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因为中国还未达标。欧盟所说的标准包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会计制度、破产法、金融领域的改革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最近表示，一旦中国满足了有关的“具体技术标准”，欧盟将立刻承认其全面市场经济地位。中国通常会拿出俄罗斯来与欧盟论理，让欧盟解释为什么至今还被世贸组织拒之门外的俄罗斯却得到了欧盟对其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然而，尽管欧盟内部也有支持中国的声音（如，英国贸易国务大臣皮尔逊就曾公开表示，英国认为中国应该被给予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就像其两三年前给予俄罗斯一样），欧盟并不为所动。事实上，无论是承认俄罗斯还是拒绝承认中国，欧盟并不仅注意其所谓的“技术性标准”。
       对于欧盟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之大是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2006年5月，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全面评估欧盟对华贸易和投资关系，并就此议题与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交流。作为评估工作的一部分，欧委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征集意见，鼓励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商会、非政府组织等团体以及个人，就以下两个问题，将自己的意见告知欧盟：（1）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在国际贸易中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对欧盟最重要的机遇在哪里，欧盟应如何把握？（2）中国经济崛起对欧盟的挑战和风险有哪些，欧盟应如何应对？此次是欧盟有史以来首次公开征集意见，在欧洲媒体、商界、官方机构等都引起强烈反响。在目前欧洲不少国家经济不景气、社会矛盾突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似乎也如同《欧盟宪法条约》一样成了欧洲当前困境的受害者。欧盟之所以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个重要的考虑是为了使其能够通过反倾销来有效限制中国向欧洲市场出口。给予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即欧盟正力图将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解决欧盟当前在华经济关切相挂钩。在当前中欧双方经贸关系当中，欧方的主要关切是贸易不平衡问题，欧方逆差大，贸易赤字逐年攀升。在欧盟看来，妨碍其对华出口最主要的是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两大问题。曼德尔森认为中国存在所谓“新的非关税型贸易壁垒”，包括中国未能开放政府采购、广泛采用异于国际标准的国内标准，繁杂的书面手续、限制外资流动的政策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欧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看得更重。种种迹象表明，知识产权问题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会一直成为中欧经贸关系的主要问题之一。曼德尔森在2006年6月访华时也曾表示，当前欧盟与中国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及执行力度。他说欧盟的优势是其知识产权，欧盟乐于与其他经济体分享欧盟的优势，但要在公平贸易的条件下，而且欧盟的权利应该得到完全尊重。
       鉴于欧盟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前将要求其产品在华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这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欧洲亟待同时做两件事：一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降低劳动成本；二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中国需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同时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来抓。只有中欧经贸关系的大背景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才能够得到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