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长期同欧洲国家打交道并在德国东西两部分生活了25年，深知中国和欧洲在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处境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更体会到增进中欧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多么重要。自从1975年中国和欧共体建立正式关系，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欧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双方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相互间的了解也有了很大进步。但个人感觉，相对于中欧关系的深度和发展需求，这种相互间的了解还是相对滞后的。因此，我想针对目前欧洲舆论对中国的一些观点，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其挑战与影响作一介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保持25年持续快速增长，令人瞩目。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和平的积极贡献，也有些人鉴于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而预言中国有朝一日可能会“崩溃”，另一些人则以历史上大国崛起引起的冲突而炮制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我们中国人大多不赞成用“崛起”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发展，认为用“和平发展”更为恰当，因为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人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不少中国学者把中国的发展称作“民族振兴”，因为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经济总量曾经名列世界前茅，只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才急剧衰落了。历史的教训告诉中国人民，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受人欺凌。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毅然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和运用西方的经验，使中国走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7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
首先，国民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近4年的增幅甚至保持在10%左右。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2.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全国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4.8亿吨，中国成功地以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2006年进出口贸易额达1.7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出口产品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约占95%。至2006年底，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近7000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之首。约有55万多家外资企业被吸引到中国来创业发展。
第二，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从1978年至2005年，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分别增长5.1倍和5.2倍；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6.7平方米增至25平方米或从8.1平方米提高到29.7平方米。全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前的35岁提高到72岁。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贫困儿童可以免费上学。全国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2365万人，据世行评估，近20年中国的减贫人数占发展中国家减贫人数的75%。2006年，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农民得到了实惠。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2001年以来，全国财政社会保险支出年均增长15%以上。
第三，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了重大转变。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开放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延伸。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工业品关税由加入前的42.9%降至2005年的9%；农产品关税由54%降至15.30元；服务业开放了100个部门和分部门；总共清理并修订了约3000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WTO倡导的“透明度”和“非歧视”等原则成为中国立法的原则依据，市场准入条件更加透明和规范，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法治观念、知识产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现代企业制度和会计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己有5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中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今后5年还将重点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加强政府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诚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是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时间。中国不可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达到西方经过300年的发展才做到的事，何况中国的政治体制将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同西方国家雷同。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先生在他的《未来列强》一书中指出：“在我看来，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符合需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中国权威政治的文化很可能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于国家开放的结果而发生演变。它在邓小平领导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应该给这种发展以时间。如果当真试图在政治上从外部加快这一进程，将不会取得成功。相反，这样做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施密特先生的上述论述显示了一个西方政治家对中国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深刻理解。
虽然我们的发展道路和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刚才列举的成就看成是中国现实的全部，那将是片面的。同样不争的事实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总体不发达、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评价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也不能把东部沿海地区或城市作为衡量的标准，只有把13亿人口和中西部地区及广大农村考虑进去，才能得出全面、客观的结论。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即使按预期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仍将低于1999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4900美元的平均水平。全国不仅还有23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刚脱贫的5000多万人尚处于不稳定状况，而如果按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世行标准来衡量，中国贫困人口将高达1.35亿。此外，中国还有相当于德国人口总数的8200多万残疾人需要特别关心和照顾。
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预计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才能达到47%。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经济结构转型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就业比重不仅远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预计未来20年农村将需转移3亿人口。每年新增人口约1000万，而需要解决就业的人口近2400万。
今后十年内，中国在发展中将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失衡比较严重，增长方式依然粗放，环境资源成本过大，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竞争力不强，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突出。而随着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老百姓经济负担将加重，社会各种矛盾处理不当将可能产生社会动荡。虽然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3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也都经历过，但由于中国的规模远非欧洲国家可比，解决的难度也就更大。
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本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制订了一系列的应对政策和措施。
在经济方面，首先是要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又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此需要优化结构并在转变增长方式上下功夫。
二是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排放。目的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目前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欧盟高4.9倍。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己确定：到2010年全国单位GDP能源消耗要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森林覆盖率从18.2%上升到20%。
三是继续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主要是支持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要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同时，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要营造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的市场环境。
四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目前“中国制造”商品虽行销全球，实际所获利润微薄。中国为换来一架空客A380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2006年外贸顺差对GDP的贡献率虽达35%，但其中大部分系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相当部分并非为中国人所享有。
在社会发展方面，重点是加强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将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就业机会多的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保障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平等机会。注意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卫生保健制度。不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的发展不仅关系中国自身，也对世界产生影响。人们关注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中国如何使用其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首先，一个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东方大国，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能够找到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使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得以安居乐业，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发展、和平和稳定的重大贡献，也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某些有益的经验，其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试想，如果中国积贫积弱，对周边国家或欧洲发达国家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恐怕是不难想象的。
第二，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得益于国际合作，反过来也为伙伴国提供了巨大商机和实实在在的好处。197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2006年中国进口了8000亿美元的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约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出口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选择和实惠，缓解了通膨压力；1990年到2005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汇出利润达2800亿美元。这些数字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中国努力参与制订和完善国际规则，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并认真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支持联合国改革。中国约有5000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为妥善解决朝核、伊朗核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促成六方会谈复会并取得成果作出了贡献。我们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帮助邻国度过难关。我们忠实地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并认真参与多哈进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世界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我们同世界各国进行能源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维护世界能源市场稳定。我们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绝大多数环保公约。
我们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印度洋地震海啸发生后开展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援助行动，提供的政府援助和民间捐助逾12亿人民币。近3年，中国共免除非洲31个国家105亿元人民币债务。对29个最不发达国家190个税目的输华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将采取8个方面的措施促进中非合作，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但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第四，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就是争取和平的环境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为了建设和谐世界，我们大力倡导互信、合作、共赢、共处，促进不同文明共同进步。我们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化，承认各国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和平协商或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在求同存异中谋求双赢或共赢。我们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源自中国传统的“和为贵”思想，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一脉相承。在中文里，“和”是人人有饭吃的意思，“谐”是指大家都有发言权。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当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国际关系应当民主化，这是对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否定。
不可否认，中国的发展也会给一些国家带来一定的“挑战”，主要是商品竞争。一些欧洲朋友近来指出，中国不仅是个具有无限商机的市场和大有可为的技资场所，而且正在成为一个商品竞争者。这可能不无道理。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律所使然，也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欧洲正是这种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和经济全球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习惯于在所有领域都优越于别国的欧洲人，应当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以平常心态冷静对待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欧洲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相对于中国总体上仍远远处于优势地位。即使面对某些产品的竞争，亦应从自身寻找问题所在，比如过高的社会福利成本是否需要改革，并以“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贸易争议，采取保护主义对付竞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
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有良好的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过高估计中国的实力或只看到中国面临成堆的问题，都不符合实际。鼓吹中国“威胁”或妄言中国“崩溃”，都缺乏客观依据。
中欧关系总体良好，今后在发展中难免发生摩擦和利益矛盾，但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占主导地位。战略上相互借重，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将推动中欧关系保持活力。中国希望同欧洲一起，为充实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以造福于中欧人民，造福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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