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认为，刚刚结束的温家宝总理访日“融冰之旅”，将去年开始转圜的中日关系沿着“战略互惠”轨道向前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而自去年安倍首相访华提出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以来，这一新的战略构思在近期阶段就成了引领中日关系发展的动力和目标。
       中日关系在各个大的历史阶段曾有过一些不同的称谓和定位，两国在处理不同阶段的双边关系时依据的出发点和政策也会有明显的差异。那么，一个会被自然提起的问题是，现时的“战略互惠关系”构想是在中日关系的何种历史阶段中提出的、它的历史定位是什么？在构建这种关系中还有那些主要的不确定的负面因素？应如何做到趋利避害、积极推动这种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以下，本文拟就这三个问题试陈一孔之见、以作解答。

一、“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定位

       从近现代史的大视角来看，中日之间经历了战争、冷战和正常化的三个总体阶段。而从1972年复交至今35年来的中长期视角来看，中日关系就其总体特征而言经历了1972—1992年的前20年“蜜月期”和1993—2007年（至今）的后15年“重新调整、重新定位期”。从冷战后10多年的近期来看，中日关系经历了1995—1997年和2001—2006年两轮“政冷低谷期”和1998—2000年和2006—2007年的两轮“走出低谷期”。
       由于日本“对华稳健派”政治家桥本龙太郎和小渊惠三首相执政等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短暂政冷期”在世纪末看起来得到了较为顺利的调整，中日关系得以暂度难关。然而，彼时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矛盾的前兆，在地缘政治板块上开始发出初期碰撞的不和谐之声。其背景原因，表面上是人们所说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日两强并列”的结构性变化，但实际上主要是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的蔓延及其“普通国家化”路线的推进。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向日本提出进行战略对话和推动战略合作，但日方一直拒绝在中日关系上使用“战略”词眼。1998年，中方在江泽民主席访日前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就曾遭到日方拒绝采纳“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的尴尬局面。日本各界、尤其是其执政精英势力当时的反应是，“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日中关系不能被等同视之。其后，日本政府又执意把中日（常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降格称为“综合政策对话”。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曾有过两次重大的阶段性定位，一次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示的“和平友好关系”，一次是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倡导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前一次是推动形成了近20年的中日“蜜月期”，后一次是要克服两国开始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建构面向21世纪的新型中日关系。然而，进入21世纪后，由小泉内阁对华政策造成的长期“政治僵冷”，使两国“友好合作伙伴”的构筑遭到“冰冻处理”，凸显出双边领域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这使中日关系全面倒退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危险水域”，到了两国非要从战略高度并以具体措施切实加以解决的时候。也就是说，“友好合作”的精神和原则要讲、相关工作也要大力推动，但现实是光讲“友好合作”已不足以充分解决中日关系面临的新局面和新问题，迫切需要出台和推行行之有效的新思路和新办法。
       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应该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其着眼之关键就在于“战略”和“互惠”这两点上。这一点温总理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说得很清楚，即战略关系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和全局性的合作关系，是两国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及世界作出贡献；互惠就是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照顾彼此关切，以实现双赢、共赢而不是“一损一益”，籍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二、挑战：“战略互惠”与“战略遏制”

       日本决策层在解决新世纪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过程中，终于开始认识到了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必要性。安倍上台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即为体现。这是日本决策当局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显现其在对华政策宣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提升双边关系的定位档次上作出了某种适时的重要决断。
       但是，中日之间仍然横亘着一系列实质性的棘手问题，甚至两国关系转暖当下也在传来阵阵令人感到“寒意”的不和谐音。例如，就在安倍访华的同时，自民党“森派”（即安倍原来所属的派阀）会长森喜朗前首相以及其他重要议员就出现在台湾进行日台“亲善交流”活动；中日领导人会晤余音未消之际，日政府就决定要在2007年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就分别在国内外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共同价值观”外交、公然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等。
       如此蹊跷的“战术性动作”，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其战略意图的猜测与分析。当前日本决策层及其智囊们在国家战略上的主流见解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解答。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精英决策层追求“政治大国化”目标的意识愈发急切而坚定，同时他们把如何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尤其是作为实现“政治大国化”无法回避而必须“克服”的因素。他们找到的“兼顾方法”便是在对华关系上采取“合作与防范”并举的“两面下注”战略，讲合作的同时也加紧构筑对华“软硬”遏制体制的步伐。这主要表现在，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并把台湾问题纳入协防范围，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步伐，配合美国加紧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防范体制，加快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渲染“中国威胁论”和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以此造就“硬性”遏制态势；同时，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构筑日美澳印组成的东南部海洋“共同价值观”联盟，又以“自由与繁荣之弧”构筑欧亚大陆新兴民主国家的“价值观联盟”，意在以一道意识形态围墙对中国形成完整的“软包围”之势。
       可见，日本政府内部在对“战略互惠”问题的认识上还缺乏坚定明晰的统一意志，至少其外交部门和媒体舆论对于安倍以“政治主导方式”提出该政策构想并无多少心理准备。有资深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结构上的两面性矛盾，有时其中还夹杂着若隐若现的冷战思维，不能排除其为达到深远战略图谋而施放某种“战术烟幕”的可能。这些都显示，中日关系“乍暖”之中仍有挥之不去的“还寒”因素，两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两国政府尤其是日本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和决心还将面临进一步的考验和磨砺。

三、机遇：实现互信与互惠良性循环

       一般来说，信任是合作和互惠的前提条件。然而，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现恰恰在于相互缺乏充分的战略互信。在此背景下，如何将“战略互惠”这一新的关系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是摆在今后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象法德关系那样，先在政治安全层面达成完全的和解和互信，然后以政治主导方式全速推进两国战略关系的构建以及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合作，这确实是一种高效而绩优的理想模式。但是，现在的中日关系远比当时的法德关系复杂，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都还是相对脆弱的，两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领域都存在尚待克服的障碍性问题，无法期望一朝一夕达成充分的政治互信。
       在这一大背景下，现实的办法是，在致力于推动达成政治互信的同时，以“信任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的思维大力推动成功的具体合作。即两国首先明确战略共识和原则性意向，其次探讨和规定可能的具体合作领域和路线图，然后在落实中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关系。
       温总理访日推动两国进一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采取的正是这种齐头并进、双管齐下的方式。在与安倍首相会谈中提出的“积极推进的六方面工作”中和在国会演讲《为了友好与合作》中，首先提出了双方守信和互相信任的重要性；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关于战略互惠关系基本内涵和具体合作项目的阐述中，包括加强高层往来、防务对话以及人文交流等，大半强调的也是增进互信问题，目的即为克服两国间的信任缺失和安全困境，增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建立促进相互信任的机制。
       同时，中日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上有着共同利益，而中日两国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更对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的“加强互利合作”一栏中以大部篇幅描绘的具体合作项目那样，两国政府力求在经贸、能源和环保等互利领域、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问题上取得合作的突破，即谋求在合作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以紧密结合的共同利益带动相互信任的形成和深化，再以此推动两国关系向新的高度和新的层次跃进。事实上，本次《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以如此重彩浓墨具体确定上述宽领域、多层次的互惠合作内容，也是以前历次中日政府联合文件所没有过的。具体而言，以温总理访日为契机，“中日战略对话”将超越相互试探和亮牌阶段而进入名副其实的战略对话阶段；中日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将得到实质性推动，两国防务首脑和海军舰艇也将实现互访；东海问题磋商已就“共同开发”定出了阶段性任务期限而在尝试新的突破；两国政府间经济合作正在燃起新的热情、经济战略对话得以展开；“双边促多边、多边促双边”的良性互动模式正在迈入运行轨道，等等。
       在双方取得这些具体成果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一种在建立互信和互惠上的良性循环：高层交往越活跃频繁，两国舆论报道越正面积极，两国政治氛围越得以烘托和改善。以此，可以压制右翼势力“妖魔化中国”的市场和毒化日本国民对华认识和情绪的影响，有助于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在两国之间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互动，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恶性循环。同时，这种正面出击、深入工作的成效，还可以牵制日本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掀刮“历史翻案风”的动向，使他们感到走回头路既要背上多重背叛的历史污点，又要承担破坏国家关系大局的政治责任，从而积极引导中日关系向健康稳定的方向持续发展。

四、结语

       由此可见，中日关系正在走出以往模式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重大机遇期，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理当大于挑战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个“战略机遇期”，中日两国致力于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在调整相互矛盾的同时发展共同利益，力求实现合作大于竞争、协调大于摩擦，将推动中日关系在螺旋式上升后的更高层次上开始新一轮的发展周期。这样一种趋势的演进和局面的形成，应该说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在两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