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
我是日本众议院国会议员、加藤纮一。此次，我受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盛情邀请，来中国访问，对此，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刚才，我走进北大校园，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映入我的眼帘。一问便知，这个湖叫做“未名湖”。我想，未名湖这个名字十分独特，它的含义是不是说，各位正在北京大学苦读的年轻学子，也许现在还“未成名”，但在10年、或20年后，你们就会“成名”、会名扬四方，是不是这样呢？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同担负着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材、将要领导中国、在国际社会积极活跃的各位同学有交流的机会，我感到万分荣幸。
那么，在座的各位研究日本的人士也许比较了解我，但是，其他同学可能感到疑问，为什么我要用中文演讲。
所以，我想先谈一谈我自己走过来的人生、我和中国结下的缘分。我出生于1939年。
1945年，战争结束了。从战场回来的人们纷纷讲述着他们在那里遇到的残酷景象，这些都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上到小学四、五年级时，逐渐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破坏每一个人的人生。有的人失去了丈夫，有的人失去了父亲，他们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中，还有的人对自己在战争中所作的加害行为有负罪心理，最后无法摆脱这种折磨而跳井自杀。每一个人的死都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深重的痛苦。而据说，在那场战争中丧命的中国人达500万人。
我的父亲加藤精三曾经是官僚，但是，后来任职山形县鹤冈市市长，再后来，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被当选。这样，我也就搬到东京来住。1959年，在第二次高考，终于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部，也就是法律系。
当时在日本，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持反对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主张，日本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的话，很可能有导致战争的危险。
这种反对运动的热潮，也波及到东京大学校内，并逐渐扩散，很多人参加了示威活动。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一股“革命前夜”的混乱气氛。而领导那些反对运动的，是一些左翼团体。我的朋友当中，一些人想得很干脆，他们认为，学生时代参加示威，毕业时候，再转向。可是，日本东北出身的我，想法就没那么灵活，因此，着实苦恼了一段时间。在大学，身处“革命前夜”的气氛之中，而回到家，又要作为自民党国会议员的儿子考虑自由主义，这种状况，真的让我苦恼万分，不知何去何从。
“日本将来要走自由主义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我要知道其答案”，这种想法成为我对中国感兴趣的动机之一。
还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和我同在一个高中一个大学的一位知心朋友跟我说：我们一起做外交官，我搞苏联外交，你搞中国外交，怎么样？这位朋友，后来自杀离开了人世。可是，他希望我做有关中国的工作，他的话至今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样，我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我第二次参加日本外务省考试，也就是外交部的考试，终于合格了。当时，日本正好刚刚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时期，那一年的10月，东京举行了奥运会。
刚进外务省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吉田茂首相来参加外务省研修所成立20周年纪念仪式，并致了词，他这样说。“创办这个研修所的是我，我想让诸君多学东西。你们不要因为当上外交官，就学那些外交礼节等东西，你们要学政策，而在那些政策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吉田首相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去。他的讲话时间虽然很短，可我感到喜出望外，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后来，我被派往到台北日本大使馆。当时日本跟中国还没有建交。在那里，我做了两年外交官辅佐工作，并学习了中文。所以，现在，我在大家面前演讲用的中文，就是那时开始学的。
当时，我25岁，收入也不错，而我的中文又说的磕磕巴巴，可能看起来比较可爱吧，很多当地的女孩子热烈地追求我。真的。可是，后来，我的中文水平提高了，但是，反而她们觉得我不太可爱了吧，一下子谁都不理我了。
第二年的1965年，因为父亲突然去世，我临时回国。那时，老家的支持者们问我，要不要继承父业，参加众议院议员的竞选，可是，我就想知道，“日本将来要走自由主义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哪一条是正确的道路”，所以，我才去外务省工作。但是当时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前思后想，苦恼万分。最后，我还是决心留在外务省。
1966年，我又被派往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工作。那时，我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一年的时间里，我读完了通常要2年才能完成的硕士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专业是“中国社会学”。我的论文题目是《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尤其是分析研究这一运动的重要文件，即《23条文件》。因为学的太拼命了，我竟然瘦了12斤。
1967年，我到香港领事馆担任副领事，当时，日本跟中国依然没有建交，香港是联络中国大陆的重要窗口。
那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时期，我在领事馆的部分工作是办理战后留华日本妇女的安顿手续。在和她们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了文革的真实状况，例如人民公社的内部情况等等。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我在香港海边游泳时，突然听到紧急避难警报，说海岸有鳖鱼靠近。原因是，在广州红卫兵组织之间的争斗中丧命的人们的尸体漂流到了香港海岸，引来了鳖鱼。
1969年，我被任命为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次席事务官，返回日本。尼克松访问中国后，美国和中国迅速拉近距离，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的工作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为国会议员讲解有关中国的形势。
当时，在国会议员和自民党的领导人中，我觉得对中国问题最有造诣的就是大平正芳先生。我之所以立志当政治家，也受到了大平正芳先生很大的影响。
这时，我己对自己参与国家政治有了一定的信心。所以，1972年，我辞去外务省的工作，参加了众议院选举。各位都知道，那一年9月底，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外务大臣访问了中国，这是战后的日本首相第一次访问中国，并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使日中两国恢复了邦交。
我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毕生事业在进行研究，并且一直在做梦作为日中建交之前的先遣队，进行协调交涉过程的工作，所以，当我从电视里看到有关新闻时，真的感慨万分。本来，那次的翻译应该是我，而我牺牲了这个机会，参加了竞选。所以，我想，在这次竞选中，我一定要当选，要不然，太不划算了！这么想，选举时我更加斗志昂扬。在那一年的12月，我顺利当选众议院议员，进入了日本政界。
对于政治家的我来说，大平正芳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在他那里，我听到过许多富有人情味儿的话。其中，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子的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是小鱼的意思。就是说，煮小鱼的时候，不能乱翻来覆去，那样，会把小鱼煮得面目全非，所以，一定要细心谨慎。一国之政也一样，要充分考虑到国民的心情和参与政治的其它领导人的心情，保持谦虚而细致的心态，这样做也许更费精力和时间，但只有那样，才能踏踏实实地搞政治。大平先生经常引用这句话。
在大平内阁时代，有这样的一件事儿让我记忆犹新。邓小平先生为出席联合国会议，途经日本，那时，我见到了他一次。在首相官邸，邓小平先生和大平首相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也很荣幸地坐在同一桌上。我的印象是，邓小平先生沉着自如，很有大人物的风范。另一面，还具有较强的个性和风趣的父亲般的气氛，实在是魅力无穷。大平首相说：“如果自由化进程过急的话，反而会出现问题，还是采取渐进、谨慎的做法为好。”大平先生在邓小平先生面前，这样诚恳地对中国经济运营发表见解，我所尊敬的大平先生，也很了不起吧。
后来，我先后担任了第一次、第二次大平内阁的内阁官房副长宫、中曾根内阁的防卫厅长官。第二次改造内阁的防卫厅长官、宫泽喜一内阁的内阁官房长官，还历任了自民党干事长。被人们称为下一届日本首相的候选人。
但是，2000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朗发言说，“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他的一系列发言导致支持率下降。为了让森喜朗内阁下台，我发起了“加藤之乱”，但以失败告终。另外，由于我的事务所涉嫌挪用政治资金，2000年，为了承担责任，我辞去了议员职务。我不知道将来能不能重返政界，但是，我只能回到原点，重振旗鼓。我下定了决心。我回到我的老家山形县鹤冈市。虽然我不是国会议员了，拿中文说，就是“下岗了”，但我和当地的市民进行了坦诚的交流。2003年，我又重返日本政界。
那么，关心日本政治的人也许知道，今年8月15号，我在鹤冈的老家被烧毁，这是一个今年震撼日本全国的案件。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件事。
在事发一个星期前开始，我接受了日本各家电台和报社等媒体的采访。我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批评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对他的行为给亚洲外交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了担忧。
15号傍晚，我接到紧急联络，说我家发生了火灾、因为，我在东京的住所是议员宿舍，所以，听到说“我家”，我就知道，指的是我在山形县鹤冈的老家。我97岁的老母亲一个人住在那里。接着，我又接到消息，说从我家的房子里抬出一名试图剖腹自杀的男子。于是我火速返回山形县。
我看到整个房子，还有紧挨着的我的事务所都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在乡下，我家的房子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住宅，但是，那里装满了我们一家人不计其数的美好回忆。对我来讲，那里是从小住惯了的感情的寄托之处，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家，在当地活动的据点。可是，我家的房子和事务所一夜之间变成了灰烬。
万幸的是，火灾发生时，我母亲正好出去散步，躲过了一难。而母亲所保住的自己的东西只有一块手帕。可是，母亲很坚强，她笑着说：“和服都烧掉了，但是反正我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打扮出门的机会”。话虽那么说，其实，我的母亲失去了能够思念我父亲的各种东西、信件、还有照片等等，也失去了她97年的人生所积累的全部。
后来，调查了解到，纵火剖腹的男子是一名右翼团体的干部，他们的据点在东京的新宿。这个男子65岁，和我几乎同龄。
不知为什么，虽然我对他感到愤怒，但却没有憎恨，因为，我觉得他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所孕育的牺牲品而已。让这些人度过更好的人生，享受更好的老年生活，就是我们政治家要完成的事业。
该受谴责的，是那些煽动他去进行那种过激行为的社会空气，还有那些最近在过度激发国家主义的社会潮流和政治倾向。
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对等候我的媒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作为政治家，我都会继续发表自己的想法”。我想，如果我不再说话了，那么，准备各抒己见的年轻人没准儿就会退缩。
在这里，我想先讲一讲对“国家主义”的想法。近年来，在日本，对中国、对韩国持挑衅态度的日本人正在日益增多，在网上看到过激的言词，已不足为奇。观察这些在大街小巷流传的“国家主义”性质的风潮，不难发现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他们的说法是，二战期间，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战争是“圣战”或是“自卫战”。而战后，除了一部分右翼之外，几乎没有人这么说。
那么，这些国家主义的兴起，根源在哪里呢？我想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等现象，有些人产生了扭曲和逆反心理。日本缺乏自信，对将来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因此，感到非常急躁。另外一个是，中国一有什么事，就马上拿出“历史”或“教科书”问题，因此，部分日本人产生了厌烦情绪。
日本人对中国怀有不好的感情，还有原因。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据民意调查统计表明，日本对中国的好感，从这个时候开始，急剧下降。对天安门事件很多日本人依然怀有不能接受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应该严重看待的问题。正如中国人对于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一事视为问题，日本人也同样对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一直很敏感。
我认为，“国家主义”有三种形态。
首先，第一种是“自豪的国家主义”。就是说，对自国的文化或特色感到自豪。法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而美国人因美国特有的自由氛围而感到自豪，日本、中国也各自拥有引以自豪的文化。这就是“好的国家主义”。
第二种是“竞争的国家主义”。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时，很多人不是把国旗贴在脸上助威加油吗？在经济发展中竞争、在奥运会上竞争，这也是“好的国家主义”。
第三种是“争斗的国家主义”。它围绕着领土和支配权所展开，走错一步，就会将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这就是“不好的国家主义”。日中双方千万不能让这种“争斗的国家主义”感情相互碰撞。
一国的首相珍惜自国国民的国家主义，是理所当然。但是，同时至少在10%或20%的部分，应该要考虑对方国家的主张和立场。同时要冷静地去判断，在自己国家掀起的国家主义风潮是哪一种类型。更不应该去做一些容易产生误会的事情。
这是因为，政治家所煽动的“不好的国家主义”问题，就会像飞镖一样，再回到自己这里，到头来被击中的是自己。靖国神社问题也是这样，投往中国和韩国的飞镖，已经飞回到日本了。
比如说，去年上海等地举行的反日游行让人们记忆犹新。日本人每天从新闻中看到这个报道，导致反华情绪高涨，这些信息成为“不好的国家主义”的导火线。许多日本人都认为，点燃导火线的总是中国方面，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利用反日感情，作外交筹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煽动反日游行，对中国政府来讲，没什么好处。中国国内问题、国外问题，已经让中国政府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安倍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积极响应其改善日中关系的举措，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那么，日本人应该怎样去看待靖国神社问题呢？向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也完全赞同。到1978年为止，靖国神社是一个日本国内问题，人们只是讨论靖国神社的政治和宗教分离。但是，在78年秋、靖国神社合葬甲级战犯之后，它就成为了国际问题。特别是日本首相的参拜成为大问题。
因为，靖国神社所主张的历史观很特殊，它们说：二战是日本受到来自美国等欧美列强的威胁、为了自卫而打的圣战，甲级战犯也是牺牲者，应该作为神来祭奠才对。但我一直认为，这种看法不仅成为日中和日韩之间的问题，而且，因为它在理论上也违反旧金山和约体制，所以，也会在日美问题上投下阴影。我想，其实美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在2006年7月，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先生讲道：“我不同意靖国神社自身所持的历史观，而且，我认为那是错误的”。这说明，我的预言是正确的。
在亚洲，日本应同中国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考虑这一问题时，不应该单独考虑日中关系，而要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三国关系，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最近，流行“日美中正三角形”这种说法，其实，这是我在1998年说出来的。当时，我作为自民党的干事长访问美国，在华盛顿的国际新闻俱乐部作演讲时，我说道：“今后的亚洲关系是日美中的三角关系，而且应该是每一边等距离的正三角形关系。”
这番话在日本国内受到了种种批评。他们说：“这不是开玩笑吗。都当过防卫厅长宫的人，怎么把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日美安保关系看得这么轻。再说，我们跟中国政治体制也不同，特别是在安全保障关系上，不能够携手合作。不要搞错啊”。
我反驳了这些人。如果只考虑安全保障问题的话，日美关系非常重要，我也当然很明白。
但是，考虑两国在亚洲也是极有影响力的大国这一地理关系，还有，从中国引进的包括汉字在内的众多文化和持续2000年之久的关系，另外，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日中贸易所占的比例今后还会加大，这种种关系，无疑将使日中关系成为同日美关系一样重要的双边关系。
如果，日本和中国对立起来，就会带来亚洲形势的不稳定，不能享受发展的成果。和美国的关系同样也很重要，所以，一定要形成正三角形才行。万一在其中，中国过于霸权，日美就可以携手；如果美国过于独断，日中可以合作；同样，日本过于傲慢，美中可以一道来叫日本刹车。
至今为止，正因为日中关系恶化，结果，让美国一直是唯一的赢家。而美国的独尊和独断招致了美国的判断错误。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假如，日本和中国能够紧密协商，那么，是不是日本就能够忠告或劝告美国了呢。
关于北朝鲜问题，我觉得如果日中两国合作的话，也应该能够向美国开展斡旋工作。
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之后，就立即实现了日本与中国、韩国的首相会谈，缓和了小泉时代的“冷战”状态。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日本和中国的整体关系，并不容乐观。因为，一是靖国神社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二是日本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危机感。
日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而在原地徘徊。而同时，另一边的中国做什么都红红火火，奥运会不用说，连在经济上都有超过日本的气势，给日本人带来威胁感。加上，在日本的中国人犯罪在媒体中频频报道，也增加了日本人对中国的厌恶情绪。
最后，我想讲一下，日中两国要是不友好下去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21世纪将成为亚洲的世纪。现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为13兆亿美元，欧盟经济圈13兆亿美元。日中韩、东盟等亚洲经济圈也已超过了10兆亿美元。另外，从人口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区为4.5亿人、欧盟也是4.5亿人，相比之下，亚洲有32亿人，就是说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住在亚洲。亚洲经济圈的GDP早晚会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或欧盟。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代里，如果，日中双方没完没了地争吵下去，其结果将是，让欧美渔翁得利。
我刚才也讲过，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当今的世界受到国际化浪潮的冲击，都在一昧地追求同一个价值观，亚洲也不例外。日本也顺着这种浪潮，追求着美国式的富裕，结果，如今，站在歧路徘徊。亚洲拥有各自独特的宗教观、自然观等多种价值观。如果，把这些都统一归纳到世界单一的价值观里的话，不仅是日本或中国，而整个亚洲都不会幸福。我觉得，应该在各自的价值观中，追求各自的富裕才对。只有这么做，我们才能看到展现在我面前的丰富多彩的亚洲的未来。
另外，在这个时代，亚洲一定要共同拥有“不战”的大原则。我认为，将来，应该要实现“无核化”。
有一种说法，叫“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也就是，利用核武器建立一种恐怖平衡的框架。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英文缩写就叫MAD，正如这个文字的意思，它可以解释为“愚蠢”、“疯狂”。
1985年，正好是我担任防卫厅长官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在连任就职演说中表示：“现在我们美国儿十年来都活在和苏联维持相互确保毁灭的威胁中。有人认为，对方如果威胁要杀害我们几千万美国人民的话，我们也可以杀害对方几千万人，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或者道德上是信的过的吗？”。
冷静思考的话，这样的核理论是一种充满不正常的想法。
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还有，在美国核伞保护下的日本也好，是不是都有这种MAD的成分呢？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让亚洲成为无核地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作为亚洲主导国家的日本和中国的合作，也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正是保持冷静，互相尊重，建立密切关系的时候。在政治上也是，扩大和加强日中交流渠道的事业，变得更加重要了。
为了成为日中两国之间的桥梁，我会在日本继续努力。希望今天到会的各位，也能在中国为日中友好作出努力。希望你们说服您周围的人们，让大家一起共同携手，为日中友好而共同努力吧!
我也会充分利用自己关注中国40年以上的知识和经验，作为一个政治家，为这一事业而竭尽全力。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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