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舆论、学者在过去近20年时间里，曾三度误读中国，对西方国家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冷静回顾和解析西方误读中国的三步曲，对于我们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垮台论”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以美国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和众多汉学家断定：苏联倒台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带头“制裁”中国政府，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然而，中国政府在经受了巨大国际压力之后，并没有像西方预言家所预测的那样重蹈前苏联覆辙，相反，中国政治上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舞台上越站越稳。为什么会这样？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西方学者没有看清“六•四”的本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经过11年改革开放的洗礼，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在保障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进行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国家才有希望，而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搞“休克疗法”试验，只能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大多数人民群众不会支持造成国家动荡的行为。
       其二，西方学者仅从西方价值观出发，把中国模式和前苏联模式混为一谈，而没有理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战略恰恰是建立在扬弃苏式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到1989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主张，而且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看不到这样的根本变化，只根据媒体的误导判断是非，就难免要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三，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政府实行“制裁”行动，并不符合他们本国的利益。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的工商界甚至广大消费者并非真心希望通过“制裁”搞垮中国，或者限制中国的发展速度。因此，就连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对“制裁”能否奏效也觉得底气不足。
       1989年7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政府即派遣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1991年10月，布什总统又决定派国务卿贝克正式访华，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美国的动摇使日本和西欧看到了所谓“制裁”前景并不美妙，日本首相海部俊树率先访华，欧共体“三驾马车”意大利、爱尔兰、卢森堡外长也在欧盟内部做出决定，逐步恢复对华高层接触。不到3年时间，西方的 “制裁”战略不攻自破。“黑云压城城不摧”，西方人预测的中国会象前苏联一样“垮台”没有发生。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学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中国的失败，或者称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一个误区。

二、“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于上世纪90年代末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兴起，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是：一是中国经济连续20年保持快速增长，很快会“赶超美、日、德”，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迅速增强的综合国力，将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国际地位的严重挑战；二是中国凭借众多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建造“世界工厂”，出口廉价日用品，挤压了西方制造业的空间，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三是中国对外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改变了发达国家占据世界市场的传统局面，发达国家除了联手遏制中国之外，没有更好对策；四是中国发展面临能源、资源瓶颈困扰，必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资源；五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力增强，而军费开支“不透明”，对亚太地区传统力量格局平衡形成挑战，等等。
       在上述舆论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制定了“遏制+接触”的对华两手策略。在军事层面，“遏制”主要表现在组建以美日澳军事联盟为主体的“亚洲版北约”，希望以此防范中国的军力增强；在经济层面，“遏制”主要表现在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打压人民币升值，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等。“接触”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与中国保持正常国家关系，并试图将中国逐渐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去；在经济层面，则表现为积极参与在华投资，重视对华贸易，不放过在中国捞取经济实惠的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两面政策终究难以完全如他们所愿。为什么？原因有五。
       其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华民族不会按照别人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中国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是由本国的国情决定的，二是在吸取了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之后而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模式。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的优秀文化和管理经验，但决不会丢掉自己的根本。
       其二，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国已经逐渐引入了西方经济学家发明的市场机制（中国则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进出口一切按市场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办事。从这方面来说，西方在经济上“遏制”中国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承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只是个政治行为而已，而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经济效果。
       其三，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但外资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高达60%以上，西方投资者把大量零配件输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完成产品最后组装，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输出国外，如果对这些商品进行大规模封杀，受害的不仅是中国劳工，更重要的是西方投资者，也不利于西方国家平民百姓的日常消费。
       其四，西方观察家往往只看到强调中国商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威胁，而忽略了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进口市场这一现实。中国拥有13亿人口，其现实的巨大市场和更大的潜在市场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不想在全球化进程中落伍的国家不敢忽视的。任何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和观察家都应该明白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提高13亿人的消费能力，这对长期处于经济低速增长的欧、美、日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而非“威胁”。
       其五，西方观察家对中国一再声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信将疑，造成西方舆论对华调门混淆不清。中国把改革开放立为基本国策是在认真总结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历史传统和时代的基本特征确定的正确发展方向。和平发展，在国家政治关系上，就是要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相处，平等往来；在经济关系上，就是要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努力创造互利共蠃的局面；在文化领域，就是要提倡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国防战略上，就是要提倡和实行新安全观，坚持防御国防政策，不同其他大国搞军备竞赛，更不搞军事对抗。这些原则已经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之中。
       然而，不少西方学者带着意识形态偏见观察中国，加之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了解不深和一知半解，从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盲目的恐惧出发，散布“中国未来方向未定论”，是“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其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的一个失败的教训。

三、“中国责任论”

       2005年，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细细捉摸其内涵，它一方面承认中国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这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这个定位的背后又隐含着对中国是否会承担他们心目中相应的国际责任不大放心。此论出台之后，西方学者又竞相大谈“中国责任”。在这场辩论中，一些学者大谈应如何引导中国“负责任”，另一些人则教训中国在许多领域“不负责任”。还有人借机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因不符合西方标准而作为“不负责任”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
       第一，在政治、安全领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一直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己任。体现在具体对外政策上，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上，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同绝大多数邻国的历史遗留边界争端，并同它们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在朝核、伊核等世界热点问题上，中国既坚持维护有关国际条约的严肃性，坚决反对核扩散，又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反恐和疾病传播控制等问题上，中国积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是联合国维和力量主要派遣国之一。
       第二，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一直按现有的国际市场游戏规则办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诺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盈余国地位；在金融货币领域，中国已经开始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启动改革进程，人民币已经引入浮动汇率机制；在颇有争议的能源领域，中国政府不仅已经把降低单位GDP能耗指标作为强制性措施列入未来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而且在节能和利用石油替代能源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一再表示愿意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合作。中国“不负责任”又有何真凭实据呢？
       第三，中国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也是对世界负责的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可持续发展本质上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迅猛发展的确遭遇到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约束。但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就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新兴工业化道路，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实现资源能耗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和环境友好的目的。中国不会把矛盾和问题转嫁给别国，更不会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中国坚持以科学发展为指导，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最大的对世界负责的表现。
       第四，关于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的关系。首先是历史上的相互同情维系了中非长达50年的友好关系。中国曾是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广大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则以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和支持中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来回报中国。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逐年增加，中非贸易逐年扩大，这本来是开展南南合作中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却有欧洲学者以中国对非援助不讲“政治条件”为理由，对中非关系说三道四。其实，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是50年未变的政策。让人费解的是过去欧洲并不过分介意中国的对非政策，偏偏在近几年特别关注起中非关系来。这不能不使人与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只有按西方价值观处理对非关系才算“负责任”，不干涉内政就是“不负责任”。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我们并不反对在非洲国家发展民主政治，但重要的不是民主政治的形式，而是能否为8亿非洲人民带来实际好处。一切懂得社会发展史的学者都明白，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反过来，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又会促进民主政治进步。欧洲学者不应忘记，自己的国家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才有今天的民主政治水平，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刻意要求非洲国家政治进步一步到位。当前，非洲国家更需要的是和平与发展。一旦非洲大陆能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一样实现经济腾飞和文化教育的发展，那不仅将会大大促进非洲大陆的民主进程，同时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是件大好事。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疾病和文盲过多的困扰，使非洲大陆纳入全球化的进程并分享应得的好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近几年来，尽管西方学者观察中国的论调五花八门，但承认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正逐渐成为主流看法。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率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些发达国家愿意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也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其构成威胁并主张加强交流，这说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相对客观和理性。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智库、学者同中国的交流日趋深入，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越来越趋于客观和全面。我们深信，只要中外学者和媒体坚持广泛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就能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进而做到客观、友善地对待对方，从而也造福于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