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的建立及中印关系前景

刘宗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中国与南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


  印度是中国的西南邻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南亚大国和正在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印度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印关系一直跌宕起伏,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曾使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在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如何处理好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挑战。2018年和2019年,中印两国领导人分别在武汉和金奈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晤,建立了非正式会晤机制。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的建立能否确保中印关系平稳发展?两国应如何提升双边关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印关系

  中印两国是几乎同时崛起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两国关系对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但两国关系非常复杂,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作为金砖国家(BRICS)和二十国集团(G20)的两个重要成员,中印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全球贸易谈判等全球性问题上具有众多共同利益。同时中印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反恐、阿富汗问题等地区问题上也有着密切合作。中国还是印度最大的经贸伙伴之一,双边贸易和中国对印投资为印度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
  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印之间尚有许多未解决的历史和遗留问题。其中对两国关系影响最大的是边界问题。中印边界争端不时发生,印度媒体不断炒作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伤害。除了边界问题,中巴关系、达赖喇嘛问题、印度对华贸易赤字问题、水资源问题等也阻碍着两国关系的提升。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贸易不平衡问题几乎成为中印关系中的首要问题,印方已将此问题提高到了政治高度。
  除此之外,随着中印两国实力差距的扩大和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活动的增加——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一带一路”(BRI)的推进,印度战略界对中国的担忧不断增长。对于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舰队的保驾护航行为,甚至中国在印度洋公海的科学考察行动,印度方面都认为是对它的威胁。印度很多战略界人士认为,中印关系过去几年之所以不断恶化,纯粹是由于中方行为导致的。他们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观察者,笔者认为,中印之间近几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实际上主要与印方的观念和心态有关:一是由于印方对英国殖民者设计的所谓“科学边界”的执着,以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及其后印度政府长期的宣传和教育造成的印度人对中国的仇视和不信任。二是由于印度的大国心态、势力范围观念、民族主义情绪及印方对世界局势和中美关系的认知。印度战略界精英对中印实力差距不断扩大非常焦虑,同时认为中国在面临美国压力的情况下应该向印度让步。因此,从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印度方面不断向中方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并要求中国接受。另一方面,中国在与南亚及印度洋国家开展正常经贸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满足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确实没有认真考虑印度方面的心态和感受,顾及印度的感情。洞朗对峙就是印度对中国的南亚和印度洋政策所产生的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二、中印非正式会晤机制为什么能够建立

  洞朗对峙使中印两国濒临战争的边缘,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这种结果是中印两国都不希望发生的。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从未将印度作为主要对手,也不希望制造一个敌人;而对于印度来说,将自己变成中国的敌人并不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切实的好处,反而将丧失在国际格局中左右逢源的地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印度对华政策强硬是印美关系接近的一个反映,但印美接近也损害了印俄关系。同时,印度为遏制中国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对周边国家不断施压,引起尼泊尔、马尔代夫等国的反弹,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几乎陷入全面紧张。国大党等反对派对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的对外政策所导致的外交被动局面大加挞伐。
  另外,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印度对中国有许多借重。特朗普背离多边主义、反对自由贸易、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印度希望与中国合作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加强在气候变化、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新开发银行,以及亚投行中的合作。2017年,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845亿美元。自2014年之后,中国对印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其中大量投资进入印度初创领域。在经济上,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对印度至关重要。印度特别希望中国投资帮助其发展基础设施。在面临大选和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莫迪政府需要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第一次武汉非正式会晤的背景,具有为实现改善外交环境、赢得选举、提振经济等目标的临时性安排的性质。
  在莫迪凭借压倒性优势连任成功之后、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之前,中印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与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中美贸易战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有关,印度认为在面对美国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搞好关系,以集中精力对付美国。因此,印度希望利用这种态势要求中国支持其某些内外政策,接受印度提出的一些要求,进一步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提振印度的国民士气:印度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的法律地位,将印控克什米尔和拉达克列为中央直辖区,侵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在班公湖地区,印方主动挑起与中国军队的对峙,并在边界地区举行大型军演;印方甚至将双边贸易平衡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因此,对于第二次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会晤之前,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并不看好,许多西方媒体和印度媒体不断炒作中印之间的分歧,给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大泼冷水,企图看到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取消或者推迟,甚至希望看中印关系再一次走向破裂的笑话。但出乎西方媒体及印度国内某些不希望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人士的预料,中印最高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不仅如期举行,而且非常成功。两国领导人还商定,明年的非正式会晤将在中国举行。这体现了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和全球及地区局势的高瞻远瞩和战略胸怀。
  金奈非正式会晤之所以成功举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莫迪总理对于武汉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印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分析有所领悟。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对话是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的两大现代东方文明国家的对话,是两大新兴经济体的对话。实现两大古老文明的复兴以及亚洲文明复兴是两国最大的战略。中国希望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中印关系。中印都认识到,两国不能落入西方按照地缘政治对抗的逻辑设定的陷阱。这是第二次金奈非正式会晤最终能够成功举行的前提之一。莫迪总理其实特别希望金奈非正式会晤能够成功举行,与他在美国举办的5万人集会一样,对莫迪政府来说,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是印度大国崛起的象征。
  另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莫迪连任之后最大的挑战,印度希望改善对华贸易赤字,并吸引中国的投资。在会晤前的磋商中,双方最终照顾到了彼此重大关切。其实在武汉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中印+”的设想,表明中国希望在与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国家开展经济合作时照顾到印度的利益。在金奈会晤时,印方对中印贸易不平衡问题非常关注。中国体谅印方的关切,表示希望看到印度经济发展,希望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削减中印贸易逆差,因此中方允诺继续加大对印度优势产品和产业开放市场,同时建立中印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探讨建立制造业伙伴关系。最终,两国领导人没有让历史遗留的分歧成为两国关系前进的阻力,而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全球大变局的高度商讨如何通过机构与机构间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加强沟通,加深相互理解,从而管控分歧,并最终消除分歧。

三、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意义

  如果说武汉非正式会晤带有一些临时性安排的性质,那么金奈非正式会晤的举行及其成功则标志着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机制化,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最高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终极保障和“定海神针”。在武汉非正式会晤之前发生的洞朗对峙,使得中印关系跌入低谷,而武汉非正式会晤不仅使两国关系得以恢复,而且还有所升温。在金奈非正式会晤之前,中印两国关系又因为印度单方面改变印控克什米尔的法律地位、两军在班公湖地区发生对峙、印军计划在边界地区举行大型军演和贸易赤字等问题出现紧张,使外界很多人认为金奈会晤很难举行。但金奈非正式会晤最终顺利举行,习近平主席在金奈和马玛拉普兰受到热烈欢迎,会晤取得巨大成功,说明中印关系受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亲自把控,非正式会晤已经成为中印关系发展的终极保障,即使双边关系中出现一些问题,也不至于脱轨,并引发两国冲突。
  其次,武汉和金奈的非正式会晤为中印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现在中印两国关系是最高领导人驱动下的关系。在武汉非正式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中印关系以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等充分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明确了世界大势和中印所处的历史方位,进一步确立了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进一步勾画了中印全面合作的宏伟蓝图。而在金奈非正式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把舵定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规划中印关系百年大计,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既谈及正确看待对方发展、妥处分歧等关乎信任构建的问题,也指明军事、经贸、人文等具体领域合作方向,还为下一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标注了“重点”。
  最后,中印两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的建立,表明中国真正将印度作为平起平坐的大国对待。以前,很多印度朋友总是认为中国瞧不起印度,没有将印度作为大国看待。今后这种看法已经没有根据了。除印度外,中国没有与其他国家举行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以非正式的方式热情接待莫迪总理,不仅是对印度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即将迎来第二次大选的莫迪总理和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而习近平主席排除困难参加第二次金奈非正式会晤,也表明了对莫迪总理政治议程的支持。莫迪总理连任之后,努力营造大国崛起的气象,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权威,莫迪总理访美时举行5万人的聚会是出于这一目的。习主席对金奈的访问也是对莫迪总理的巨大支持,印证了习主席所说的中印两国应“相互照亮”。

四、中印关系的前景

  中印领导人在武汉和金奈的非正式会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两国政府都必须清楚的是,中印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了终极保障,但仍然十分脆弱。中印关系的发展需要克服障碍,寻找更多的共识和增量。
  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很明显的。首先,中印两国关系是最高领导人驱动型的关系,需要两国社会各界支持和理解,不仅需要文化界、经济界的支持,更需要战略界的支持。只有社会各界支持,特别是战略界的支持,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但印度外交界和战略界的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对于所谓“科学边界”的执念、地区霸主心态、势力范围观念、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和冷战思维,以及贪得无厌,上挂下联,经常利用一些敏感问题向对方施压,一个要求得不到满足就立即搁置双边关系发展大局的外交做派,无一不会对两国领导人所达成共识的落实造成阻碍。两次非正式会晤之后,印度战略界精英仍在不断宣扬中方并未做出实质性让步。
  其次,印度战略界精英认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应该摆脱第三方因素的制约,即中国不应将中印关系置于中美关系的框架下。但在现实中,印度战略界和外交界又企图利用第三方因素,利用所谓的大变局时刻、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对中国不断施压;印方还不断要求中国放弃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正常合作,并以此作为中方改善对印关系的试金石。印度的这些行为方式很难改变,这将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最后,现在印度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印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不利因素。无论是成天叫嚣要在经济上超过中国,还是在经济上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政策,要抵制中国商品,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都不利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同时,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许多带有宗教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很可能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损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的关系,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

五、如何推进中印关系

  在世界面临巨大不确定的情况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印两国应该共同发扬武汉精神,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起为世界和亚洲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而不应该使地区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首先,面对美国提出军事化的“印太”战略,并推动地区军事集团建设,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中印两国有责任共同努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是两国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国际公域,不是哪家的势力范围,应该由大家一起维护其和平安宁。中国和印度有必要开展海洋秩序和海洋安全对话,协商建立非集团化、开放包容、民主平等的地区安全架构,这一架构可以包括域外大国在内,但地区内国家不应与域外国家联合制定一套规则强加给域内其他国家。 
  其次,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竞争阻碍地区经济合作的问题,中印两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开放型经济格局和区域经济合作新架构。印度政府决定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是错误的,将使印度失去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最后机会。中国的经济活动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实际上受到热烈欢迎,这些国家非常希望有外来投资帮助它们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事业。在建设“一带一路”方面,世界各国应该合作,印度的“地区同安共荣”(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 SAGAR)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可以对接。
  最后,面对民族宗教冲突、领土边界争端,以及气候变化、水资源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应做出表率: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真正拿出诚意,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领土边界问题;通过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增进相互了解。中印两国应相互适应,相互妥协,吸取西方国家的历史教训,借鉴德法等国二战后相互妥协的精神。中国确实应该考虑印度的感受、印度的诉求,但并不等于无条件地接受印度的所有要求。印度在发展对华关系时也应该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否恰当。中印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需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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