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G20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智慧

柳 村、庄语 北京G20问题观察员

 
       二十国集团(G20)是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年一度的G20峰会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重要活动。之所以说G20重要,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G20汇集了世界经济中的“大块头”,决策行动举足轻重,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二是会议的级别之高,是领导人级别的峰会。各国元首在两天时间内,就国际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交换意见,凝聚共识,寻求合作。
       2016年G20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中国杭州召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办G20峰会赋予了其更丰富的意义和更多的责任。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今年的杭州峰会更是备受各方关注。
 
一、G20的历史
       G20实际上是1999年成立的,原本是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级的对话会议,目的是推动发达国家和比较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以及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G20影响力进一步显现,G20峰会也随之应运而生。
       2008年以来,G20历次峰会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及其余波方面、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寻求经济增长方面,都发挥了“正能量”,值得点赞。特别值得一点是,在法国召开的那次峰会主题词是:“新世界,新思维”,虽然没能取得广泛共识,更没能落实到行动上,但它表明,G20正在探索对“新世界”的认识和解读,寻求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世界”呼唤各自新的定位,新的思维,以及新的责任和政策行为。老一套垄断和“转嫁危机”的做法显然已不得人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一点实际上牵涉到G20的发展方向,值得G20杭州峰会好好传承和发扬。
       35年前,在墨西哥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坎昆会议”,共有8个发达国家和14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那是国际上第一次大规模“南北对话”,但会议完全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后来,情况逐渐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8+5(对话)现象”。参加对话的5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开始有了一些发言权和分量,但基本上仍是发达国家主导,“5”只是“被加上去的”而已。现在的G20 就不一样了,G7虽然仍在诸多领域起着主导或主要作用,但“8+5现象”实际上已成明日黄花,“金砖国家”和其它新兴经济体成员已在逐步形成合力,G20峰会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同老牌发达国家"比较平等“的对话平台。现在的G20代表性和重要性都十分明显,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左右,贸易额占全球的80%左右,人口也占全球的三分之二。它的成员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平衡。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了“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二、新形势下G20所面临的挑战
       G20诞生于危机之中,在挑战面前才更能体现出其价值和必要性。当前全球增长持续乏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走低,失业问题依然突出,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困境,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仍然困扰着许多国家。或许我们已驶过国际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但其深层次的影响还在发酵,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阶段,增长缓慢、脆弱。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的财政政策似乎并不如之前好用。经济的巨轮仿佛驶进了重重迷雾,把不清方向,无法提速,困顿不前。
       经济问题尚待解决,一系列政治安全问题更加重了经济的波动。难民问题、朝鲜半岛局势等等,不安全因素对经济问题有放大效应,两者相互交织,使形势更为复杂,单一的国家或政策都无法解决。
       我们面临的困境多少有些似曾相识,也有人怀疑是否还有国际金融危机“第三波”的冲击。大家纷纷把目光转向G20,好奇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和外长、财长和央行行长们能提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能否携起手来,采取一致的行动,为世界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专家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建议,侧重点也可能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最基本的,那就是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这是G20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G20需要秉持的核心所在。在华盛顿峰会,我们看见,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G20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应对危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们常听说“伙伴关系”或“伙伴精神”,现在冠以“同舟共济”,意味深长。这表明,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也独木难支。长期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一个超级大国搞“全球治理”行不通,几个大国“共管”也不合适。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世界,“全球治理”应是共同的责任,国家无论大小和强弱,其贡献可以、也应该有所不同,但“共商、共治、共享”,以及“平等的伙伴关系”应该是大原则,而“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正是这个大原则的理念基础。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相互挤兑”、“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以及“双重标准”之类的不良现象,世界和平与发展才能得到保障;“核心使命”才能“聚焦增长”。
       大家都在问,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想,恐怕缺少新的增长动力是病灶所在。追溯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大发展,无不是归功于突破性的发明创造。从蒸汽机到计算机再到互联网,新技术推动生产力大幅提升,调整生产关系,创造新的需求和供给。如果以这一标准评断,恐怕现在尚难以找出一个可以担起这一大任的技术。互联网发展的红利逐步减退后,云技术、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还需时日,出现断层。另一方面,新技术如何能从深层上、全面地刺激经济发展还需各方加以研究,加以支持和推进。
       挑战面前需要团结,但困难当下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弥足珍贵。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欧元和日元不断贬值,而美元已进入升息的通道,对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负面外溢效应。后内罗毕时代的到来,如何才能维护和巩固多边贸易体系地位?G20需要给出一个强有力的、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能源治理改革和多边贸易体系改革。
       此外,发展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2015年,国际发展领域通过了几个跨时代的重要文件,包括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不同于千年发展目标,新的发展议程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要求,也适用于发达国家,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参与,加以落实。重视发展问题是消除贫困、解决不平等和不平衡问题的需要,同时也是挖掘新的经济动力的源泉。发达国家未来经济可挖掘的潜力日趋有限,但广大发展中国家如能得到充分发展,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将从创造巨大的需求与供给,给全球贸易和金融来带巨大新的刺激。G20在此方面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可以发挥领导力,号召国际社会落实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等各项承诺。
 
三、中国方案
       2015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向各方发表致信,介绍杭州峰会主题和议题设想。今年G20杭州峰会的主题简单明了,含义深刻,就是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四个关键词对应了四大关键问题,分别是创新、全球治理、贸易和投资、发展。预计今年全年工作将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频繁磋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共识。
       一是“创新增长方式”。杨洁篪国务委员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介绍,所谓的创新应是“大创新”,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讨论结构改革、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议题,探讨如何推进改革创新增长方式,开辟和抓住新的机遇,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
       二是“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国际税收、绿色金融、能源治理、反腐败等领域加强合作,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平衡性、机制的可靠性、行动的有效性。
       三是“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推动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安塔利亚峰会决定将G20贸易部长会机制化,成立贸易和投资工作组。作为贸易和投资大国,中国把贸易投资摆上G20的重要议程,希望推动G20重申反对保护主义承诺,并就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协调发展、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支持全球价值链发展、加强国际投资政策合作等达成共识。
       四是“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力求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共赢发展。安塔利亚峰会,领导人宣布2016年G20将制定行动计划,将G20议程与2030年议程统一。此外,中方首倡讨论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抓住了非洲等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在G20和发展中国家间找了一个很好的合作点。
这是中国方面与G20成员共同商量的。中方提出上述峰会主题和工作重点,是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
       G20第一次协调人会议已于1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成功召开,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及其他各专业工作组会议也已陆续展开。希望中国能如其主题一样,将创新、包容的精神带入到全年会主办过程中,推动G20进行务实、高效的讨论,向世界贡献G20的智慧与方案。
        随着 “中国速度”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方面的影响力也随之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崇。今年是中国十三五计划开局之年,也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起始和运作之年。这无疑将对G20 杭州峰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从G20吸取营养。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外交正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发展。中国关于“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智慧,也定将为G20构建“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和发展方向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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