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全球化、去全球化及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


叶 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毫无疑问,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高涨于冷战终结的当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目前正面临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巨大挑战,而当前世界的去全球化则与欧美的新一轮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紧密相关。本文将简要介绍和评析全球化、去全球化以及当前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界的专家学者。

一、 全球化正面临去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对全球化的定义及其起始时段迄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比较普遍的看法则是世界历史上有两波全球化,其一为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二为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直至今天的当代全球化。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全球化就是指二战后的这一波全球化。当代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跨国生产、技术转移等促使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而形成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的强烈推动下,国际政治和世界社会产生巨大变动的过程,就如著名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在1960年代后期世界传输体系发展的影响产生的。” 这也就是说,当代全球化导致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地域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对于另一个地域中的个人和社区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以致各个社会领域相互依存度不断地提高并且相互依存的范围日益扩大,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军事的互动及其过程因此不断加快,地方、国家与全球事务的联系也日益深化。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当代全球化目前正面临着去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去全球化”概念是由菲律宾大学教授、国际知名左翼社会学家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于2001年提出。2002年贝洛在其专著《去全球化:新世界经济的创意》(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中指出:“去全球化……是指将经济从强调生产以出口为目标转向生产以当地市场为目标”显然,贝洛是在1999年11月具有左翼色彩的西雅图反全球化风暴(在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于西雅图开幕之际所发生的呼吁世贸组织关心贸易环境和劳工福利政策等问题的对全球化表达不满的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影响下,从学理的角度提出了必须通过去全球化,改变当代由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方向。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去全球化概念是由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所提出,但是,近年来对全球化所形成的去全球化实践却是来自北方的发达国家右翼。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在主要西方(北方)发达国家中,极右翼政党将全球化妖魔化为南方发展中穷国向北方发达富国大量输出移民,同时从发达国家夺走大量工作机会的策略,因此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发达国际必须采取措施实行去全球化,比如运用国家的力量强行保护本国市场,阻遏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高度流动,降低当代国际体系中各个领域相互依存度乃至缩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范围。2016年6月英国的脱欧全民公决以脱欧派最终赢得胜利,以及11月美国总统大选以推崇保护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胜这两大事件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最为充分体的体现。
  欧洲的一体化本身是与二战后当代全球化相伴而行的过程,既是对全球化的反应也是对之的促进(欧盟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就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表现),因此,英国选择脱离欧盟实际上是对去全球化的推波助澜。更有甚者,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英国选择脱欧之后迅速导致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的贬值,使得英国商品的价格降至低点,这恰恰是与当年英国主动放弃金本位制如出一辙,极大地推动了去全球化。极端保守和践行孤立主义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更为充分地体现出去全球化对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特朗普在2017年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接连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决定美国将动用联邦政府资金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暂停所有难民入境,暂停向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以及也门等7个中东地区国家的普通公民发放签证,并且这7国持美国签证的公民在未来一个月内禁止入境美国,直至美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制定出更加严格的审批程序等。毫无疑问,特朗普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出去全球化的新发展。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形成的去全球化潮流并非始于2016年。早在2007至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2009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令》(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简称ARRA),该法令包含了带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任何由新的刺激计划投资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工程项目必须只使用在美国生产的钢铁和其他制成品。与此同时,欧盟则也再度施行新的农业补贴以保护欧盟的农产品市场。这显示出,当代全球化所面临的去全球化挑战源自发达国家。也正是这一系列源自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行动极大地促使当代全球化进入低潮:“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与产值的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从而成为自二战以来此类停滞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跨境金融资产存量与全球产值的比例在2007年达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后,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与全球产值比例依然远低于2007年的3.3%。”
  形成近年来去全球化潮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2007至08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冷战终结后全球化加速发展而当全球历史上最大投资热潮放缓后,许多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以及全球信贷热潮的结束,导致跨境金融资产持有量的下降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当前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全球化与目前欧美的时代思潮(zeitgeist)关系十分紧密,而这股时代思潮就是民粹主义,并且主要为右翼的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

二、 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及其对去全球化的影响
  英国学者丹尼尔•奥尔伯挞兹(Daniele Albertazzi)和澳大利亚学者邓坎•麦克唐奈尔(Duncan McDonnell)在他们合著的《21世纪民粹主义》(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一书中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善良且同质的普通人民与一伙精英及危险的“他者”相互对立起来,并认为后者是剥夺(或者试图剥夺)前者即拥有主权的人民的权利、价值观、成功、身份和声音的群体。”简而言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所强调的就是维护社会普通平民利益而反精英、反权威和反对外来的“他者”,并主张可采用各种破坏性的政治手段来达到自身的目的——“当‘人民’作为历史行动者出现时,相对之前的形势,总是具有越轨性或犯罪倾向。”追根溯源,民粹主义肇始于古代罗马。英语“populism”的词源就是古罗马拉丁语的“Populus”,即英语的“people(人民)”,如“罗马人民(The Roman People)”的拉丁语就是“populus Romanus”。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元老院内与贵族党人(Optimates)分庭抗礼的民众党人(Populares)就是试图通过民粹主义的方式动员罗马大众来获取自身的统治地位,著名的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经过中世纪的蛰伏,民粹主义在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再度兴起,之后在18、19和20世纪的欧美则时起时伏。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逐渐在欧美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思潮(zeitgeist)或新社会思潮,并且对欧美各国乃至全球事务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社会思潮,21世纪欧美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崇尚所谓人民大众的力量,强调处于社会底层与中层的民众或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对社会上层的政治精英展开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这股社会新思潮却并不主张废弃西方的民主制度而走集权政治的道路,而是强调在所谓的民主政治框架内反精英、反权威和反对政治上的建制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流行于欧美的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明显地分为左右两翼,其左翼的代表有希腊的联盟党以及美国2016年大选中崛起的民主党左翼桑德斯及其支持者们所持有的民粹主义;而右翼则当属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勒庞、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等所鼓吹的民粹主义。当今欧美左翼与右翼民粹主义最为主要的分野在于:前者仅呼吁和推动中下层人民反精英和建制派,而后者不仅反精英和建制派,而且鼓吹和煽动大众反对和排斥他们所认为的被精英和建制派呵护的“他者”或“外来群体”如难民、移民、穆斯林等。由此可见,“左翼民粹主义关注民众-精英相互斗争的二元性,而右翼民粹主义则强调民众-精英之间冲突的三元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总体而言,正是右翼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尤其是对去全球化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首先,目前流行于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相互合流形成了新型的民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始终强调全人类分为不同的民族,民族认同是最为重要的群体认同、民族利益是每个民族的最高利益,而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民族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民族国家,并且只有通过民族国家才能增进、扩展和加强本民族的利益。当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结合所形成的民粹民族主义一方面反精英、反权威和反建制派,另一方面反自由贸易、反资本输出、反区域一体化、反外来文化、反移民、反穆斯林,企求主权民族国家通过一系列去全球化的措施,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对外直接投资、拒绝接受难民、阻遏外来移民以及退出区域一体化机制等来保护中下层民众利益。毫无疑问,英国的脱欧与美国的特朗普上台都与此紧密相关。
  其次,近年来兴盛的欧美右翼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促使欧美尤其是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势力大增,放手力促去全球化。比如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充满怀疑态度的中东欧右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匈牙利青年民主党领导人奥尔班自2010年起就一直担任匈总理,他对欧盟的一体化政策批评有加,并在国际难民问题上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公开叫板。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于2015年大选中获得了独立组织政府的资格,新总理贝娅塔希德沃在其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要求将会场上的欧盟旗帜撤下,仅留下波兰国旗,充分表现出当前波兰政府对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负面情绪。
  传统上作为欧洲一体化发动机和全球化推进器的法国与德国内部,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头也大幅度提升。法国国民阵线在玛丽勒庞的领导下支持率不断上升,其势头比她的父亲让-玛力勒庞更为强盛。形成这种形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领导的国民阵线大力推行民粹民族主义,强调法兰西利益至上,主张法国脱离欧盟,提倡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吸引了中下层法国民众的追捧与支持。自2015年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支持率也大大上升,该党极有可能在2017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获得5%以上的支持率而进入德联邦议会。此外,西欧、北欧的欧盟成员国如荷兰、瑞典、丹麦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势力也急剧上升。荷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PVV)极有可能在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成为第一大党。其领导人吉尔特•威尔德斯已承诺,如大选获胜组阁将就荷兰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作为欧盟创始成员国的荷兰似乎正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推动下,步英国脱欧的后尘。北欧的瑞典从2014年起,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民主党就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而丹麦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目前是议会中的第二大党,并且是执政联盟的重要一员。
  最后,右翼民粹主义对左翼民粹主义产生强大的影响,促使两者在相当部分反全球化议题上的合流。虽然当前的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强调民众-精英二元对立与斗争,而右翼民粹主义则专注于民众-精英-他者的三元冲突与争斗,但是右翼民粹主义对欧美精英所提倡的全球主义的激烈批评则引起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共鸣,因此在反对贸易自由化、限制资本的跨国流动、保护本国国内市场、强调购买本国产品、以及反对将国内的工作机会输出国外等一系列与去全球化相关的议题上,左翼民粹主义明显地向右翼民粹主义靠拢,形成了两者的合流。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不论是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都明确表示坚决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尽管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不同,并非民粹主义者,但是其反对TPP的态度则明显地反映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对左翼民粹主义乃至中左的民主党在去全球化问题上的影响。

三、 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兴起的原因简析
  当前欧美的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对去全球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正是当代全球化本身,特别是冷战终结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激发起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在欧美的兴起。早在1998年笔者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小文章《全球化——一柄双刃剑》,提出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推进全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全球性的贫困扩撒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近年来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在欧美乃至全球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全球化的这种双刃剑效应。
  首先、全球化的不断深化造成处于北方发达国家内部中下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这直接为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深刻的群众基础。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全球化是“资本胜利的时代”,这导致在美国这样强调完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16万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财富相当于1.45亿最穷家庭财富的总和,以及全美最富有20人坐拥的资产比美国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等极度不平等现象。即使在强调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欧盟及其成员国中,强资本、弱劳工的趋势也并未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而遭到遏制。进入21世纪的十年代之后,欧盟各成员国内部收入不平等不断加剧,20%最富有的上层人士的收入是20%最贫困的底层人们的收入的5.2倍(2014年统计数字),并且这一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显而易见,在当代全球化大潮中,欧美中下层的人们不仅未得到好处,反而生活得更为艰辛,于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便成为秉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的中坚力量。
  其次、自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衰弱和下层化促使欧美各国仇视倡导全球化的精英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多,他们怀念过去民族国家的辉煌及其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因此而大受追捧。2016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一份名为《比他们的父母还穷?发达经济体收入的停滞或下滑》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产阶级的衰落是全球发达经济体共有的现象,全球 25 个发达经济体中,从2005到2014 年70%家庭的收入都遭遇了下滑,而在 1993 — 2005 年,这个数字只有 2%。毫无疑问,在中产阶级急剧衰落之时,往往会刺激激进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当前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以及在欧美社会右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而导致产生民粹化的民族主义的高涨等都与此息息相关。
  再次、近年来,欧美社会具有强烈挫败感的中下层群体不愿继续容忍因全球化而得利的外国人、憎恨伴随全球化而兴盛的多元文化主义和社会道德准则的变更等也给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的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由于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持续遭受挫折,欧美各国的底层群体普遍地憎恶那些欢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主义精英。他们尤其厌恶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社会道德准则的变更,如强调普遍的性别平等、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赋予LGBT(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和变性者)同等的权利等,于是希望通过反精英、反权威、反全球化来促使本国回归固有的西方社会传统道德。  
  最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解决与全球化浪潮紧密相关的难民、移民、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以及民众生活水平及社会福利下降等问题上进退失据也给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自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迄今,美欧发达国家的统治精英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推进全球经济治理、解决发展失衡、应对难民危机等方面表现欠佳,导致欧美各国的普通百姓怨声载道,纷纷认为继续依赖相信全球化、自由化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们已经没有出路,而只有依靠强调“人民大众”利益和回归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民粹派政治家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民粹主义新社会思潮在欧美找到了宣泄口,在失意的中下层群体中形成一股反全球化和冲击传统精英政治以及正统建制派政治的强大旋风,并由此而对当代全球化形成去全球化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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