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勉*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下，2009年的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发展中大国（即“新兴大国”）的重大变化，以金融领域为重点的国际体系改革和建构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程，合作在大国关系中成为主导，它们希望通过合作增加其竞争力。展望2010年及以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世界能否最终走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其可能的负面影响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战略、政策和物质的准备。

一、进入国际体系建构新阶段

如果说2008年是“变化”或“变革”之年，那么，2009年国际形势中的“建构”特点就相当明显。

（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运筹后危机机制的进程中，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新兴大国的重大变化。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格局重新洗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正在加速进行，匹兹堡峰会确认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超额份额国家承诺转让5%的份额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也同意增资2%，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监督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将在世界经济治理中享有更大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金融危机也加速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大国力量继续上升，传统大国力量相对下降，霸权国家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进一步被削弱，发达国家对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明显弱化，西方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引领和主导作用普遍受到质疑。

（二）霸权大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都利用奥巴马上台“新政”元年的时机进行战略思维和政策调整。奥巴马上任后强调多边合作，积极参与或主导联合国的有关峰会和20国集团匹茨堡峰会，倡导“全球零核”。美国利用20国集团等平台努力稳定与主要国家的关系，同时极力拉拢包括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最广泛的合作阵营，试图减缓美国内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此外，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如放弃在波兰和捷克设陆基“固定”反导系统以缓和美俄关系，又如希拉里国务卿两次访问东南亚，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达加强与东盟合作的意愿。再如奥巴马总统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访问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与此同时，欧洲加强了同美国的协调，俄罗斯和美国关系得到缓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群体努力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体系的更新改革，同时也在努力建构常态性合作机制。

（三）重要地区组织正在加强建构地区合作的机制和政策。欧洲和东亚在2009年中的反思和重构相当突出。2009年欧盟内部整合取得突破性进展，《里斯本条约》已被 27个欧盟成员国全部批准，有望在12月1日起生效，欧盟一体化进入新阶段。在对外关系方面，欧美关系明显好转，欧中关系有所改善，欧俄关系趋于平稳。《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及对外关系的机制方面将会有重大进展。在东亚，日本鸠山新内阁9月登台后试图实质性推进“东亚共同体”。中日韩三国在经过10年准备和实践后，在今年10月三国领导人会议上决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10+3”合作进程。此外，中、印、日、韩、欧同非洲的合作、欧洲和地中海的合作、亚欧合作也在取得进展。

（四）国际社会正在反思和重构领域和热点问题的观念、机制和途径。一是气候变化问题。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提高了对气候变化严峻性和迫切性的认识，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利益分摊与应对方案上分歧较大，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谈判面临巨大挑战。二是国际社会努力修补防扩散机制，既从多边主义上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也在努力应对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此外，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难以根除，国际共识远未形成，恐怖活动层出不穷，特别是美国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后，形势更加复杂。国际反恐进入长期化，阿巴问题前景黯淡。

（五）发展中国家在差异中寻求新的合作理念和基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今年相当突出，形成上升的有话语权或逐渐取得话语权的群体和被日益边缘化的群体，两者在权益和诉求方面的差异性日益突出，以致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20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进入制定全球经济议题的核心，如何代表广大没有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必须成为20国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与影响力的重要条件。

二、全球性领域问题主导国际议程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性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在2008-2009年间，全球性领域问题呈集中、多重、轮翻和连续等特点，在金融与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核裁军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全年的国际议程。

（一）金融危机应对初战告捷，其他领域问题关注度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2009年最大的全球性领域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社会的空前团结下，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初战告捷，但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目前的复苏基础仍很脆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剌激政策，如处理不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二是当前的复苏缺乏强有力支撑，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国际经济萧条时期可能持续到2010年。

2009年，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继续升温：奥巴马政府一改布什政府做法，广泛与国际社会接触；非洲等落后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大大上升；联合国将2009年定为“气候变化年”，欲借此重振其全球议题主论坛的地位。

在反恐方面，奥巴马刻意回避“全球反恐战争”说法，导致国际社会对反恐的关注度总体下降；但美国将反恐重点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阿巴形势动荡，伊拉克反恐任务艰巨，非洲之角地区的海盗盛行，都使对反恐的关注局部上升。

在核军控方面，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在可控和失控之间移动，难以看到解决的前景。奥巴马总统的“无核世界”核裁军目标使核裁军问题成为新的领域热点问题。

（二）领域问题应对从原则性共识到实质性行动。在金融方面，2008年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华盛顿峰会，只形成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则性共识。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现，2009年4月伦敦峰会和9月匹兹堡峰会更注重推进原则性共识的落实，国际社会共同提出解决方案，采取实质性行动，强化金融监管，防止部分国家过早退出全球政策性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在气候变化方面，国际社会围绕哥本哈根会议研究具体部署，美国和中国等气候大国政策和立场都有积极的变化，非洲、拉美等地区及公民社会广泛动员，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可能较前有所增加。

（三）危机紧迫度和利益关切点存在差异，领域问题进展参差不齐。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因其严重性和影响范围广被认为是当务之急，气候变化问题由于《京都议定书》到期也显得相当迫切，而更多体现美国话语主导权的反恐和核裁军问题则不那么优先。

各国近乎一致地强调全球金融危机对自身利益的冲击；重视气候变化国际应对框架建设对自身长远利益的影响；但对布什政府遗产的反恐问题和奥巴马新开辟的核裁军问题等的利益相关性，则视与美国关系而定。

因此，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取得了较大进展，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讨论全球金融和经济问题的主要平台。气候变化问题也广受关注，哥本哈根会议至少在气氛上看起来更具成功因素。但在应对反恐问题和核裁军问题上，目前国际社会、甚至美国国内仍存在广泛争论。

三、大国在合作中力图增强竞争力

（一）大国之间重新组合，国际格局已经分化成四种国际力量：守势集团、得势集团、失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大国关系主要表现在前三种力量。守势集团以美国为代表，遭受安全和经济的双重打击，蒙受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双重损失，实际上失去了在冷战后一度的“独大”地位，在世界事务中被迫采取守势。得势集团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危机中提升了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的相对平等的参与权。失势集团主要包括欧、日、俄。欧洲成为国际机制改革的对象，既要接受“让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部分权益的现实，还要面对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相对减少常任理事国的前景。日本世界第二位经济体的地位朝不保夕，国际影响继续下降。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其国际地位又因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为主要平台而明显下降，同时未能从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改革中获得实质利益。弱势集团主要包括亚洲、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在当前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中被边缘化，处于无权无势地位。

（二）大国面临共同的全球性问题挑战，希望通过制度安排规范权益。当前各大国都面临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都无法独自应对。为此，及时、有效、务实、规范等正在成为国际社会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指导思想。新的力量组合正从应对最紧迫和最危险的问题开始，以此调整相互关系，再以规则规范加以确认，最后实现制度安排。大国围绕20国集团首脑会议、哥本哈根会议及其他重要多边场合探讨改革和构建国际体系。

（三）大国间既合作也竞争，但合作是主导面。同前相比，国际社会增强了利益共生、相互依存、风雨同舟的共识，因而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不同文明体系国家之间正在重新排列组合。美国正在谋求同盟之外的新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年实现平稳过渡，美欧关系趋向稳定和协调，美俄关系也有明显改善，新兴大国之间基本实现了机制化和常态化，20国集团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合作的主要平台。以致欧洲学者提出现已是“相互依存的多极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竞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和参与权；二是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的主动权；三是当前的实际利益，如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