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从2022年的“巴厘岛共识”到2023年的“旧金山愿景”，中美关系终于出现了企稳的态势。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且运气不错的话，这一态势或许会在2024年得以持续。如果2025年新一届美国政府还能延续当前对华战略的基调，那么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或许还能延续到2025年之后。如此，中美关系可能会逐渐进入一种新常态。

一、不舒服的共存

正在出现的所谓新常态的迹象，是由四个中美两国逐渐浮现的共有观念支撑起来的。

第一，中美两国逐渐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现实，即中美关系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一个以消极面为主的关系。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的35年，中美关系虽然起起伏伏，但一直是一个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合作面大于竞争面的关系。过去5年，这一态势已翻转为消极面大于积极面、竞争面大于合作面的关系。对这一变化高兴也罢、愤怒也罢，双方逐渐接受了一个现实，即这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在可见的未来都很难扭转。

第二，中美两国也都逐渐确信，双方都不希望中美关系彻底摊牌，走向全面脱钩甚至军事冲突。过去5年，中美经济、科技、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脱钩现象，双方都付出了一定代价。现在两国国内主流的观点都认为，如果中美走向全面脱钩，其成本将远远大于收益。至于军事冲突，则更不符合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任何人的利益。2022年11月的“巴厘岛共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向全世界发出的稳定信号。在发出这一信号之后3个多月，突然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随后两国逐渐克服困难，两国领导人在2023年11月又达成了“旧金山愿景”，再次发出了稳定信号。克服困难后再次发出稳定信号，使得这一信号比一年前更加可信。

第三，中美两国都只能接受一个现实，即两国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无法完全实现各自理想状态下的战略目标。中美两国开始认识到本国力量的有限性，同时也都认识到了对方力量的有限性。比如中国不希望荷兰等国配合美国在芯片等领域的限制，也不希望美日、美韩同盟走向三边化，但是这些事情还是发生了。美国实力比中国强大，但是有些事情美国也很难做到。比如美国希望让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在中美间站到美国一边，但是几年下来已经比较清楚，很多国家并不愿意在中美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便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并不是事事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同样的，美国也没办法让各种产业链离开中国，甚至转移回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只要两国战略政策得当，不太可能出现一方“速胜”而另一方“速败”的情形。

第四，经过这几年的激烈博弈，中美两国也都看到了各自国内发展的韧性。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日子都并不好过。两国都经历了疫情的严峻挑战，美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和变化，焦虑感、危机感一直很强。但是经过几年博弈之后，美国发现自己经济基本面相当不错，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异常迅猛。面对美国的压力，走出疫情阴影的中国人也有信心，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潜力，在未来相当长时间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美国的打压和限制确实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其实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和研发推动力。

以上四点逐渐浮现的认识，构成了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观念基础。旧金山峰会前后中美两国政府逐渐建立起来的高层和工作层接触机制，则给这种新常态带来了机制基础。中美关系肯定无法回到过去，但也未必无限下滑。两国在这样的关系中都感到某种“不舒服”，但也只能和平共处下去。

当然，新常态是否可持续还很难说。一次突发危机、一连串消极互动就可能断送这一趋势，更不用说2024年美国大选将给美国、世界和中美关系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我们还需要持续观察，中美两国还需要共同努力维护当前的相对稳定态势。

二、保持合理的安全化水平

2023年以来，笔者有机会多次赴美访问，近距离实地观察美国。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与美国官员、学者的接触也不少。在面对面交流和实地考察中，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中美战略博弈对美国社会的牵扯程度，明显小于这一博弈对中国社会的牵扯程度。

在美国国内，中美战略博弈、战略竞争，主要还是战略界和华盛顿的话题。即便在这个圈子内，多数美国官员学者仍愿意与中国学者对话，美国政策圈子对美国自身政策的反思与批评也常有所闻。离开这个圈子，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科技创新大都还是在各自原来的轨道上，多数普通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也没有那么关心。这一现象很可能源自中美两国实力的差距。美国作为博弈中相对较强的一方，可运用的战略工具比较多，战略资源的冗余度比较高。相比之下，中国各界对中美博弈的关心程度、投入程度以及博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似乎要明显高出一截。

这一现象随之会带来一个安全化的程度问题。用理论化一点的语言说，大国战略博弈对一国内外发展牵扯程度比较高，会导致安全化程度比较高。国际安全理论认为，一个问题是否属于安全问题，属于哪个层级的安全问题，不仅是这一问题的客观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主观认知的结果。一条河流的水位达到多高才构成安全问题，是需要防汛专家仔细研究确定的。如果警戒水位定得过高，水位已经上涨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洪措施，这就是安全化不足，会酿成洪涝灾害等严重后果。如果警戒水位定得太低，水位稍一上涨就会报警，人们会不必要地消耗有限的资源，这就是过度安全化。中国作为在中美博弈中相对弱势的一方，需要特别警惕过度安全化的风险。

在大国博弈中，如果安全化程度过高，就比较容易在安全与发展的平衡上过度倾向安全，导致社会活力、创新能力不足。毕竟，安全是人的第一需求。社会的活力与创新能力则是大国在博弈当中保持长期增长、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从20世纪大国博弈的经验看，大国很难在博弈中被对方直接击败，但是外部压力导致内部战略变化却可能给大国带来更大的威胁。

中美过去几年的博弈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自身的韧性以及美国力量的限度，给我们更大的战略自信，就可以让我们精准地定义合理的安全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严重的，但是归根到底，决定中国发展前景的是我们自己，而非外部力量。只要我们自己平稳发展，美国的战略压制、竞争无法达到其目标。

安全化程度过高还有可能导致我们在对外关系中过度以美国为中心。美国当然是世界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但是世界是丰富多元的，美国绝不等于世界。特别是中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将以负面为主的情况下，中美以外的第三方对中国的意义就极其重要。在决定对第三方的态度和关系时，不能以美国来划线，不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一定要反对，或者美国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同时，第三方的主体性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需要特别避免认为“搞定”中美关系就可以“搞定”第三方的思维方式。

三、中国对美不存在战略竞争

从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其对华战略称为“战略竞争”。中国领导人已经反复申明，中国不同意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峰会中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美方很多人不理解中方为何不同意使用“战略竞争”的思维框架，中国国内近年来随意使用中美“战略竞争”这一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美在当下的战略博弈中各自“争”的究竟是什么？

竞争无论是什么性质，总是以对方为参照对象的。美国试图确保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希望拉开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因此美方的战略的确是一场以中国为对象的战略竞争。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近些年，总有些人说中美博弈是“老大、老二之争”。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发展水平与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对外战略不是与美国争高下、分输赢，而是确保本国能够继续发展。中国的战略着眼点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己。美国发展得好也罢、差也罢，中美之间的差距是缩小了也罢、扩大了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得以持续，中国的发展势头不被打断。这就是习主席近年来反复强调“太平洋足够宽广”“地球足够大”的原因。在中美博弈中，中国强调的是美国不能试图剥夺中国的发展权。

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提升到近1.2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这一数字提升到2万美元、3万美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目标并不是与美国整体争高下、分胜负、拼生死的“战略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量也许会超过美国，但这与“老大、老二”之争完全是两码事。中国国内还有6亿人的人均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中美在具体的经济产业、技术等微观层面存在竞争，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大国重器”，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总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尖端高科技对美好生活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一箪食、一瓢饮的幸福也不能忽视。

美国在其建国和崛起过程中，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建成了比较完善的西方民主制度；苏联在其建立和崛起过程中，第一次单独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的超大型实验的成功。如果中国在自己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二十大绘就的蓝图，第一次实现一个超大型人口国家的现代化，第一次将十亿人口级的大国建成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未来中国在全球影响力、吸引力的强大来源。

旧金山峰会显示，过去几年，经过中方坚决有力的斗争，快速恶化的中美关系出现了进入新常态的迹象。我们仍不确定新常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必须保持谨慎的态度，但是这几年斗争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有其参考价值。

（转载自2023年11月28日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